第一,它脱离了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实际。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4个到5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19]正式确定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及时间问题。然而,从1955年到1977年的22年中,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展极为缓慢,并没有像一开始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农村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这20多年中,除了1957年和1963年之外,其他的年份,中国农村几乎都是处在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和政治运动中,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处于破坏与恢复的循环之中;1978年,人均分配收入在50元以下、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的穷县仍然有283个,占全国县数的12.4%,穷队137万个,占全国总队数的27.2%。[20]二是农业机械化供应的数量少且价格高,严重影响了农业机械化。1957年之前,大中型拖拉机依靠进口,之后我国才开始生产大中型拖拉机。1964年上海开始小批量生产手扶拖拉机。到1977年中国农业机械动力拥有量仍然很少:以总播种面积来计算,1977年中国每百亩拥有农业机械动力为6.2马力,而日本是64.1马力(1977年),联邦德国是23.3马力(1978年),苏联是14.4马力(1978年)。这说明,1977年的中国农业离机械化还很遥远。过去20多年没有为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奠定起码的基础,而要在1980年实现这一目标,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资金问题是农业机械化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达,经济落后,生产技术水平低,国家不可能向农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工业品,不可能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那么,其主要资金来源只有依靠社队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积累。那么,当时农民的收入和积累状况又如何呢?
据统计,1977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配的收入是65元(其中现金只有12.8元),社员人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最低的还不到20元;人均口粮为416斤,其中约有2亿多农民的口粮还很少。这2亿多农民中,约有1.3亿人口日均吃粮不到1斤,也就是说,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21]1977年,中国人民公社三级积累的固定资产,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283元,这同美国每个劳动力平均4.1万美元,实在相差太远。据初步测算,如果实现最低标准的机械化,每亩耕地约需投资100元,全国需投资1600亿~2000亿元;如果按中等标准计算,每亩耕地约需投资300元,全国需投入5000亿元。
当时中国农业的积累状况如何?1977年,每亩耕地年均积累不到6元。据调查,河北省栾城县每亩耕地平均每年的积累为5~6元;江苏省无锡县的积累率比较高,1971—1977年每亩耕地平均每年也只有11.6元。为了采用田间机械耕作,除了耕作机械的本身——大量的配套农具之外,仅仅动力牵引机械即拖拉机一项,中型的每台就需1.1万~1.4万元,手扶的每台也需1.2万斤稻谷。[22]这和农民的收入和积累数字相比,显然是很不相称的。如果以每亩耕地每年所积累的6元全部用于农业机械化来计算,要实现最低标准的机械化,需要16~17年;要实现中等标准的机械化,大约还需要50年的时间。[23](www.xing528.com)
第三,使用农业机械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作用不明显。由于中国农机作业费用偏高,社员劳动报酬偏低,再加上当时的农业机械有些不定型、不配套,存在质次价高、维修困难、油料缺乏等原因,使得农业机械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作用不明显。上海郊区农业机械配备很多,每亩耕地有农业机械动力0.4马力,每亩用电量150度。从1965年到1979年,虽然稻谷单产量净增加了200多斤,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但支出却增加了一倍。撇开农产品提价因素,净收入几乎没有提高。湖北新洲县汪集公社新港大队,机器插秧比用手插节省7660个工,却多花12000元,每少花七八角钱的工分就要多花1.57元的机械作业费。如果把抢农时和质量差的因素双方抵消不计,成本净增加一倍。北京红星人民公社也有类似情况:1978年比1970年,由于推行机械化试点,粮食总产量由83.3万斤增加到124.5万斤,总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由31%增至57%,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由149元减少到128元。[24]从农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有了机械并不等于有了机械化。1979年与1965年相比,大中型拖拉机增加了8倍,小型拖拉机增加了420倍,大中型机引农具增加了5倍,小型机农具增加了300多倍。但耕地面积同期只增加了1.7倍。1965年每马力作业量达244标准亩,1979年只有171标准亩。机械的利用程度和使用效率下降了。
第四,实现机械化面临着农业劳动力难以转移的压力。有关资料表明,实现初步农业机械化,农业劳动力可剩余50%~70%,实现高度机械化,可剩余90%的劳动力。如果剩余的劳动力涌向城市,需要再建500多座百万人口大城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多年来,城市人口反向农村扩散,搞上山下乡,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从而更影响了农业机械化优势的发挥。日本也是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0.65亩(1978年),但是日本从20世纪40年代末搞农业机械化,却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原因就在于日本工业发达,农业以外的行业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强。据统计,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1950年是21.7%,1960年是15.4%,1965年是12%,1970年是10%,1978年是6.4%。[25]而中国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这几年,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基本上在32%左右,这表明,中国农村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仍很低,社队企业到1979年年末吸收的劳动力只有2909.3万人,占人民公社劳动力总数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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