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政策在运行中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共中央在1978年年底已经察觉，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必须看到，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40]
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邓小平、陈云等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有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41]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问题，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邓小平等人。这份材料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42]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43]
李先念与陈云1979年3月14日的联名信，对财经工作提出了6条指导性的意见。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现象。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第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定5～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定直到2000年的计划。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44]紧接着，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调整。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再次肯定了调整方针，并指出，为了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轨道，要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并且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他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期，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45](www.xing528.com)
从1979年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24天，足见议题之重要和统一认识难度之大。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他说:“这两年多来，经济恢复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再加上全党全国人民又都有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对问题和困难的一面看得少了。因而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现在看来，去年有几件事如果办得更审慎一些，更好一些，就能更有利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46]
具体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二是引进工作搞急了；三是工业生产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四是计划的编制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得太大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加大，减免农业税增多，劳动工资方面的开支增加。这就使财政预算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因此，对原计划不得不作必要的调整。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至此，国民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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