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投资分配结构继续畸重畸轻，给财政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8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1977年的382．4亿元猛增到500．99亿元，增长了31%；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增长更快，增加了33．7%。相应地，1978年年积累率也猛增至36．5%，成为自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时期以后积累率最高的年份。1978年与1965年相比，人口增加了2亿多。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改善，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基本上没有提高，而且在集体福利、职工住宅、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文教卫生等方面长期积累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挤占人民生活消费，实行高积累，无疑会加剧积累和消费间的严重比例失调。这种做法是难以为继的。同时，建设规模严重脱离国力地急剧膨胀，投资方向不恰当地过分集中于重工业，使基本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日趋下降，投入多、产出少，增加了财政经济的负担。另外，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的刺激，有关工业部门不顾质量，片面追求产量，粗制滥造、高耗低效的产品大量出现，产品积压增多，1978年企业亏损面高达30%。[15]
这种情况还影响到之后几年的财政收入。之后几年的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大大增加，造成了比较大的财政赤字，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979年较上一年财政收入减少了18．7亿元，而支出却增加了162．1亿元，全年财政赤字高达170．7亿元。外汇赤字为20．1亿美元。1980年基建规模仍高达241亿元，财政赤字达127．5亿元。与此同时，劳动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全国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1979年急需安排的就有800万。[16]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调整。1980年年底，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对1981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做出了如下的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由原来的2390亿元增加到2473亿元，重工业由原来的2860亿元减少到2637亿元；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150亿元减为1057亿元，财政支出由原来的1205亿元减为1007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550亿元减少到300亿元，比上年预计减少40%。其他经济指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针对当时严峻的形势，这次会议决定:通过1981年的进一步调整，初步实现财政、信贷基本平衡。然后再用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各项调整任务，实现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合理化，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的轨道。(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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