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状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久已存在的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发展缓慢。这十年中人口增长是很快的。1966年人口的增长率是2．3%，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政治动乱，政府的各级机构包括计划生育指导机构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上升。1967年到1971年人口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2．7%，五年共增加人口1057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00多万人。1972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有所恢复和加强，人口增长率才逐步降低，从1972年的2．3%下降到1976年的1．4%。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经很大，每年仍增加近1700万人。十年共增加1．9亿人，相当于当时日本和法国的人口总数。全国人口总数从1966年的74206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9326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3%。^[2]与此同时，这十年中经济发展却十分曲折，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67年和1968年，全国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谁要是抓生产，就会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被打倒。结果使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再下降4．2%。第二次是在1974年，由于受到“批林批孔”的影响，抓生产被扣上“儒家党”的帽子被打倒。结果，使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下降到1．4%，其中，工业净产值比上年下降0．9%。第三次是在1975年年底，由于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唯生产力论”，抓生产被攻击为“为走资派涂脂抹粉”。这次损失更为严重，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下降为1．7%，其中工业净产值下降5．3%，全国国有企业亏损总额达177亿元，比1965年增加了2倍。财源枯竭，国库空虚。1976年财政收入仅完成776．6亿元，当年财政赤字29．6亿元，经济状况更趋恶化。^[3]总的来看，这十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缓慢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大大低于1952—1966年平均增长10%的速度。新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用来抵冲新增人口的消费。全国每人平均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只增加2%左右。如果考虑到统计数字中有某些不准确的成分，特别是考虑到有相当数量的不对路、不合格的产品也计算了产值和国民收入，那么每人平均国民收入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第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率过高，1970年以后一直在30%以上。在国民经济收入总额增长较慢而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

(2)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在全国投资总额中有一半用于重工业，因此1976年与1966年相比，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由64%上升到72．3%，其中重工业由32．7%上升到40．3%，农业由35．9%下降到27．7%。中国是人口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大国，吃饭穿衣问题很大，而且80%的人依靠农业为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大体保持各1/3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而现在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突出增长，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从下面这个国民收入的构成表中可以看出，农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43．6%降低到1976年的41%；工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38．2%上升到1976年的43．3%。如果把工业净产值作为100，那么，轻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47．2%下降到1976年的40．4%；重工业净产值所占比重，由1966年的52．8%上升到1976年的59．6%。这就是说，农业、轻工业更加薄弱，重工业过重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建筑业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66年的3．7%上升到4．9%，这主要是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引起的，而基建投资，主要是重工业投资，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重是下降的，如表3-1所示。

表3-1　1966—1976年国民收入构成的变化(%)^[4]

(3)农业内部片面强调发展粮食生产，忽视、排挤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1976年油料生产还没有达到1952年水平，棉花比1965年低4万吨，造成工业原料紧张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匮乏。为了增产粮食，有的地区毁林弃牧、围湖围海造田，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趋于衰退。

(4)工业内部不仅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加工制造业与原料工业也不相适应，加上技术落后，消耗大、质量低、销路差，造成大量积压。能源工业为满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需要，超能力开采，造成油田、矿山采储采掘比例失调。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从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变化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1976年与1966年相比，原煤产量增长91．7%，达4．83亿吨，平均每年增长6．7%；原油产量增长499%，达8716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9．6%；钢产量增长33．5%，达2046万吨，平均每年增长2．9%；机床产量增长186%，达15．7万台，平均每年增长11．1%；农用化肥产量增长117．7%，达524．4万吨，平均每年增长8．1%。^[5]这几种生产资料，除了钢以外，增长幅度都是比较大的。但从几种消费资料看，棉布产量只增长209%，达884亿米，平均每年增长19%；粮食产量只增长338%，达2863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3%；棉花、油料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生产资料增长虽然比较快，但是由于重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增长过快，由于许多生产资料产品不对路、不合格，由于重工业生产的单位消耗量(能源、原料、材料)太高，因此，新增加的能源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大部分是为重工业本身“自我服务”，而没有能够有力地推动消费资料的增长；而消费资料增长的缓慢，又拖住了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后退。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使生产资料这条腿更长了，消费资料这条腿更短了，使本来已经倾斜的不协调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加倾斜、更加不协调。

(5)工农业生产与交通运输、商业流通脱节。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交通运输和商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1966年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3．3%和7．5%。“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对铁路建设投资不少，但由于过分突出内地新线建设，忽视运输繁忙地段的旧线改造，使运输能力越来越不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一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25倍，而货物周转量增长不到7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因农村经济更趋封闭、城市商业网点撤并、集市贸易取消而只增长83%(按现价计算)。因此，1976年两者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为2．9%和5．6%，使商品流通更加不畅，阻滞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特别是运输业的比重由1966年的10．3%降到1976年的7%，这就使产品的运输、流通更加迟缓，交通运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

第三，经济体制更趋僵化、封闭。中国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它使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三大改造”中也存在要求过急、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的偏差。后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且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形式越来越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转化。1976年在工业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占80%，集体经济不到20%，个体和其他经济几乎没有；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占90．3%，集体商业(包括供销社)占7．9%，个体商业占0．2%，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占比为1．6%。在农业生产中，不仅急于向更高的公有制过渡，而且几次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

当时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这种管理体制的缺陷逐步暴露出来。主要问题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而在组织和管理中忽视或违背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应遵循的规律。①反映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进一步排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由于在农村严格限制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社员一律不许经营商业，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由于在城镇取消个体经济，封闭集贸市场，集体企业的经营类同国营企业，取消工业企业的自销门市部，大量工农业产品被纳入国营商业统一收购、调拨和销售，使商品流通范围越来越小，渠道越来越少。至于价格，从1967年起就一律冻结，根本不能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②反映在劳动者与集体的关系上，由于工矿企业取消奖金和计件工资，农村人民公社按劳动力等级实行固定工分制。进一步助长了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倾向。③反映在国家与地方、企业的关系上，由于当时强调战备和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国家把许多权力和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要求各省尽快实现主要产品自给，做到自成体系、各自为政。不少地方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大量重复建设，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④反映在对外关系上，西方国家的封锁和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曾经给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很大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关系对立起来，使中国更加封闭。中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额从1967年起连年下降，引进工作也从1967年起中断。已经引进的设备，由于普遍地发生了围攻和驱逐外国技术人员事件而使工程施工延期，刚建成的项目因没有外国技术专家一起调试而导致生产不正常。1972年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改善，中国对外贸易有所发展并且采用延期付款的方式引进了26套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建成了一批具有现代水平的骨干企业。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的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就是这点小小的进步，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重干扰。因而在当时世界新技术蓬勃发展、国际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又一次错过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经济的大好机会。(www.xing528.com)

第四，生产管理十分混乱，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市场商品匮乏。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僵化，再加上政治动乱，致使大批工厂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堵塞，许多企业设备损坏，人心涣散，生产下降。到1976年时，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投入多，产出少，亏损增加。据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5元，而“三五”“四五”时期则分别下降到26元和16元。工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到19．3元。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1976年比1966年下降了44．1%，而每百元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却增加了57%，亏损企业占1/3以上，全年亏损额高达73亿元。商业中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远低于1957年20%的水平；流动资金的周转次数为1．88次，比历史较好水平的1957年慢了0．33次。具体情况如表3-2所示。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时期的83．7%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59．5%和61．4%，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由“一五”时期的6．5年增加到8．8年与10．7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民收入的总额是有一定的增加的，而这种增加，主要靠多投资、多用劳动力、多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来取得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靠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效果取得的。

表3-2　1966—1976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几种经济效果指标的变化^[6](单位:元)

从表3-2可以看出: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1966年的34．5元降低到1976年的19．3元，降低了44．1%；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1966年的46．6元降低到1976年的29元，降低了37．8%；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由1966年的21．9元降低到1976年的12．6元，降低了42．5%；而每百元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却从1966年的23．5元提高到1976年的36．9元，上升了57%。这说明大量产品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废品、次品。经济效果之所以大大降低，是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结果，也是企业管理制度遭受到破坏、陷入混乱状态的结果。

(2)市场趋于萎缩。1967年到1976年人民生活必需的农副产品的社会收购量，长期徘徊不前，有的甚至有所下降。据统计，1976年食用植物油比1966年减少了33．1亿斤，菜羊减少了128．5万头，家禽减少了2607．6万只，鲜蛋减少了177．3万担。为了保证供应，不得不动用库存。如食用油1976年的库存量比1966年减少了1/3。10年中粮食是年年增产的，但收购量也几度下降，1976年只比1966年增加49亿斤。日用工业消费品的收购，因轻工业生产发展缓慢、品种规格单一，难以有效增长，有的还积压在仓库。因此，在人口增加、社会基本生活消费品需求长期超过商品供应可能的情况下，市场商品缺口越来越大。不仅粮食、棉花、食油、猪、禽、蛋、水产品、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供应紧张，而且棉布、纺织品、毛线、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搪瓷制品、铝制品、肥皂、火柴、铁锅、饭碗等日用品及民用煤的供应也全面紧张。凭票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有的地方消费品凭票供应最多曾达到50多种，有时虽有票证也无货供应。

(3)国库逐渐亏空。1976年赤字达29．6亿元，占支出的3．6%，如加上虚盈实亏数字，比重将更大。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经济发展迟缓，效益下降、人口盲目增长、积累率过高必然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除1971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外，再没有动过。1966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的年均工资是636元，到1976年下降为605元，不但没有增加，连名义工资也降低了4．9%。农民的平均纯收入在这10年中也基本没有增加，农村因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民每年人均从集体分到的收入只有62．8元，比1965年增加了10．5元。而约占农民收入20%～30%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收入，则因严加限制而使多数地方趋于减少，因此农民的实际收入也没有增加，甚至有所降低，不少农民难保温饱，需要国家救济或外流就食。除粮食外，人均占有主要农产品所增无几，甚至下降。在这十年中，人民粮、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少，食用植物油还有所降低。如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年情况比较，1976年每人平均消费粮食383斤，还略低于1952年(395斤)的水平，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6斤；食用植物油略低于1951年(3．3斤)的水平，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略低于1956年的水平(25．9尺)，比最高的1959年(29．2尺)低5．5尺。10年中人民的几种主要生活消费品的变化情况如表3-3所示。

表3-3　1966—1976年几种主要生活消费品平均每人消费量的变化^[7]

从住的方面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9．1%，而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占4%和5．7%。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住宅建设投资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城市居民住房十分拥挤的恶劣状况。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这种现象在一些大中城市非常普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经济领域面临的重大任务，不仅是迅速地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生活，消除对经济造成的恶果；而且要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改革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发挥现有企业的巨大潜力。一句话，是要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