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内在分析“大突进”引起的严重后果时特别指出了忽视教育的问题。对教育投资长期过低所积累起来的“忽视”，使人的发展招致的损失是不可能在长期延期后用突击或跳跃方式弥补的。中国的发展战略，片面突出物力的开发，而不注重人力开发。由于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造成了两次“教育大破坏”，一次是“大跃进”前后的批判知识分子运动，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果都非常严重。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备受摧残，知识分子普遍被歧视、压制甚至迫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说:在教育界，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000多人；在科学技术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53000多人。[16]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停课“闹革命”。高等学校停课“闹革命”，使人才培养整整间隔了15年之久。这不仅造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而且在中国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断层。从1966年起，全国高等学校连续6年停止招生(1970年和1971年曾在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研究生招生停止12年；选派留学生停止6年，接受外国留学生停止7年；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瘫痪8年，直到1975年1月才重建教育部；中小学的瘫痪状态持续了近两年。当时中国教育事业本来就十分薄弱，1966年只有高等院校417所，到1975年只剩下387所，砍去了30所。[17]从教育水平来看，由于全国高等学校1966—1972年实际上没有招生，大学毕业生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比1965年大为降低，到1976年，全国适学儿童能坚持到小学毕业的，只有60%。旧文盲尚未扫清，新文盲又成批出现。而同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976年，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人数，美国有550人，日本有210人，苏联有200人，印度有58人，而中国只有9人。[18]
教育经费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呈下降之势，1953—1957年为3．3%，1958—1965年为1．91%，1966—1974年为0．58%。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1975年为例，中国为1．8%，美国为6．2%，法国为5．6%，日本为5．5%，苏联为7．6%。
在科技研究投入方面，1965—1975年总共11年，中国只增加了48．4%，而美国1965—1973年9年间就增加了51．4%；科研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是0．4%，而美国却高达3%(且不考虑基数不同、绝对值更不能相比的因素)。[19]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把科研战线定性为修正主义的，在这以前的科研工作成就被否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正确论断也一度被否定；当时科学技术战线受到严重的冲击，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被破坏，文献资料被焚毁，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被扣上“三脱离”(即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帽子，受到歧视和打击。这就严重地损害了整个科研事业的基础和队伍。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取得了一些科研成就，但总的来看，拉大了同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www.xing528.com)
这与日本的现代化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1907年日本就基本上普及了6年义务教育，1948年普及初中教育，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尽管日本自然资源贫乏，但十分重视智力资源开发。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高，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12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在1964年只有2．3年，到1980年才达到4．1年，至1980年全国还有3．8亿文盲、半文盲。有的地方生活水平提高了30%～40%，文盲率反而增加了10%。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如此缓慢，在当时的国情背景下要迅速实现现代化，这无疑是面临的大问题。
面对国内的教育现状，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另一方面，国内的各种经济压力需要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在不可能借助国内科技力量和人力资本迅速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当时的主要领导者很自然地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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