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年大规模的艰苦调整,逐步解决了“大跃进”失误所带来的某些严重问题,并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向较为协调发展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需要确定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作为经济行动纲领。由于对五年调整成果过于乐观的估计,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程度的过高估计,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发展战略,实质上是“超英赶美”发展战略的扩展、修正和充实,中心问题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它成为以后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85年)中国制定中长期计划的纲领和依据,但在不同时期确定了不同的目标和重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以国防现代化为中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以工业现代化为中心。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摆在国人面前的最大难题还是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如前文所述,邓小平对此说得很透彻:“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一定要加速发展生产力。“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7]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更清楚地反映了现代化战略的实质,社论提出“我们要赶超‘三个水平’”,即首先达到和超过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再赶超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地描述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农业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8]
在科技落后和严重缺乏建设资金的背景下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实际上还是以片面追求产值增长的高速度、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战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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