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济建设的实践推动着人们对这一原则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下，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1978年5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他的肯定意见。[3]8月3日，邓小平又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再次肯定了按劳分配的观点，认为文章“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4]。他还指出:应该有适当的物质奖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冯兰瑞等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邓小平看了之后向该室负责人于光远指出:文章观点是对的，但是有点放不开。(www.xing528.com)
为了进一步推进人们对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正确认识，1978年4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在京30多个单位的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会。随后又于6月召开第二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近百个在京单位的400多位理论工作者与会。10月底和11月初，举行了第三次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135个在京单位的500多位理论工作者外，23个省市自治区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位理论工作者也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当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讨论的文章，肯定按劳分配不是资本主义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总之，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已成为经济理论界的共识，并写进了1978年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中。7月22日，李先念在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上强调“现在最关紧要的是两条”，其中第一条便是“认真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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