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禁锢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感觉到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迫切希望能突破禁锢、放下包袱，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式就是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包括政治制度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于是，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决心“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28]。在中央决策层，对外开放的决心已下。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好对外开放。[29]
为了借鉴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上半年中国内地派出代表团先后考察了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3月28日至4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5月至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西欧五国。
代表团走出国门，通过与被访问国家和地区的接触，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也看到了中国与其的差距，他们深深地感觉到:发展经济，振兴中华，已时不我待，应该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
1978年6月1日，访日代表团向政治局汇报，总结日本“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汇报建议: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年生产能力1亿吨的煤炭矿井、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的冀东钢铁厂，多建几个有色金属矿，并保证1985年化纤和塑料产量各达到200万吨。当时有领导人听了汇报后说:下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www.xing528.com)
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谷牧等访问欧洲的情况汇报。谷牧着重讲了三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二是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是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30]谷牧在提交的《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各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交出了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提供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可能性，而且这些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31]这些举措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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