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促进了我国与国外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70年代前期，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我国形势的变化。具体有: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1972年2月，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并逐步朝正常化发展；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持续20多年的经济封锁政策走向解体。与此同时，我国又陆续与西欧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各种经济贸易协定、海运协定、航运协定、商标注册互惠协定等。在1975年5月，中国还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表明我国对外关系明显好转，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联系。到1978年年底，中国已经同世界上的11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为我国进行经济政策调整从而加快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如李先念所说:“我们这两年多来在外交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际环境。”^[10]随着外交局面的逐步打开，这一时期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经贸往来迅速发展起来。1966年到1972年，我国年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0多亿元人民币，占工农业总产值(18591亿元)的0．54%。而从1973年到1976年，年平均进出口则提高到254亿元人民币，占工农业总产值(17074亿元)的1．49%。其中，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占到中国内地进出口总额的55．9%，发展中国家占16．5%，港澳地区占13．3%，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只占14．1%。^[11]这为中国后来扩大对外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除了我国对外关系的好转外，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客观上给我国带来了对外经济合作机遇，从而为制定新的经济政策规划提供了外部条件。在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黄金时期之后，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引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提高油价，从而触发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陷入“滞涨”的泥潭，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和停滞不前。国内市场萎缩，工业生产普遍持续大幅度下降，传统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1974年和1975两年中，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出现了负增长。为摆脱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纷纷利用各种条件寻求新的市场以扩大对外投资。恰在此时，人口众多、充满发展潜力的中国正好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现有资料表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乐于、急于和中国进行合作，以摆脱国内面临的经济危机。例如，日本经济界人士就对中国的十年规划和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很感兴趣，迫切要求加强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和技术合作，以扩大贸易往来。许多厂商主动提出技术合作的建议，表示要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有的企业负责人甚至说:“我们的技术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我们愿意出售产品而不愿意出售技术。但是现在经济不景气，我们不得已只好出售技术。”^[12]1978年4月，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狄特马就向进行访问的我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表示，只要中方肯接受，联邦德国经济界可以向中国提供不仅是4亿马克，而且是40亿马克的贷款。施特劳斯州一个企业主在宴会上讲，只要中国接受，他们一个州就可以借给中国200亿马克。到了另外一个州，在宴会上也有人表示，可以借给中国50亿马克，如果需要150亿马克，谈判几分钟也就可以解决。法国总理对进行访问的我国国务院副总理讲，你这次来很好，我不想跟你谈政治问题，就是想跟你谈经济问题。此外，美国工商企业界人士也普遍要求同中国做买卖，扩大贸易。美国福特、瓦尔蒙特等几家大农机公司，都口头或书面向中国表示:愿意向中国出售成套设备或帮助中国建厂。加州美国银行主动表示要向中国银行存款。^[13]

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我国政府也已具备了同外国做生意的基本本领。从1950年到1976年，我国进口生产资料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的80%以上，其中，技术和设备占生产资料进口的1/3，生产原料占2/3。^[14]20世纪50年代，进口国家主要是苏联与东欧，进口对象主要是新技术和设备；60年代，贸易对象国转向日本与西欧，主要进口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等设备；70年代，随着对外关系的好转，我国进入了引进技术和设备的高潮期。1972年前后，我国决定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等国家进口一批化纤、化肥等生产成套设备。1973年年初，又增加了43套综合采煤机组和一些单机项目，合同金额为43亿美元。这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后来被称为“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在20多年对外贸易的实践后，我国政府积累了对外引进比较丰富的经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政府通过派代表团出去考察，进一步了解到大规模利用外资的可能性。加上当时中央领导人采取了支持和鼓励对外引进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外贸政策的延续性和创新性，这就使我国通过引进外资来加快经济建设的思路有了外部环境的支持。综上所述，当时进行经济政策调整是有着很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国内方面，当时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造成党内产生了一种急于把失去的时间与损失弥补回来的群体心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的时间表带来了一种紧迫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安定政治环境。国际方面，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好转也为引进外资、加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空间。(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