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危机与发展紧迫感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由于“左”的错误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导致我国经济的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日趋僵化，整个国民经济问题丛生。例如，工农业比例由1965年的62．7∶37．3变为1976年的69．9∶30．1；轻重工业比例由1965年的51．6∶48．4变为1976年的44．2∶55．8；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由1965年的11．1∶39．7∶49．2变为1976年的12．3∶34．9∶52．8。据估算，仅1974—1976年三年间，全国工业产值损失就达1000亿元，财政收入损失400亿元，少生产钢2800万吨。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1]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不仅粮食、棉花、食油、猪、禽、蛋、水产品、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供应紧张，而且棉布、纺品、毛线、笔、自行车、缝纫机、搪瓷制品、铝制品、肥皂、火柴、铁锅、饭碗等日用工业品及民用煤的供应也全面紧张。

下面从农村和城镇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农村情况。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大大降低。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1976年，全国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61元，根据可比价格计算，10年增长15．7%，年均增长1．5%，低于1953—1966年年均增长1．9%的速度，农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贫困地区还有很多。^[2]在生活消费品方面，农民的主副食品消费量基本没有增加，有的还呈下降趋势。例如，1976年，乡村居民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粮食186公斤，比1966年减少0．5公斤；消费食用植物油1公斤，比1966年减少0．1公斤；消费猪肉5．8公斤，略低于1966年的水平。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粮食消费量在1976年为383斤，比消费量最高的1956年的409斤低26斤；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在1976年为3．2斤，比消费量最高的1956年的5．1斤低近2斤。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显示出农民的消费量有着不同程度的降低。在穿着方面，人均消费量也有下降。1976年，农村居民人均每年布匹生活消费量为6．39米，比1966年增加0．94米(其中化纤及混纺布0．42米)，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高年份相比，减少2．38米。^[3]

第二，城市居民生活情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76年全国非农业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340元，比1966年的24元增加38．5%，年平均增长3．3%。这低于1953—1957年的年平均增长4．8%，也低于1963—1966年的年平均增长10%。^[4]1967—1976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呈下降趋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长66．4%，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下降4．9%，平均实际工资下降6．6%。^[5]在生活消费品方面，农副产品的供应很紧张。由于当时错误思潮鼓吹“菜农不吃商品粮”，使得许多城市郊区改种粮食，造成城市蔬菜供应长期紧缺。有的城市一年缺菜时间长达100多天。1966—1976年，全国蔬菜市价上升26．7%。副食品供应水平也出现下降。据统计，1976年的制糖能力有267万吨，但因为制糖原料不足，实际生产食用糖仅为164．8万吨。为了维持市场的最低供应水平，当年就进口了57．7万吨。作为当时全国重点供应的大城市上海，10年间人均年消费家禽0．64只，鲜蛋2公斤，比1966年分别下降20%和22%，即使到了1978年，全国渔业产值才达到20．3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6%。除少数渔区外，水产品的紧缺程度远远超过猪肉，“吃鱼难”成为全国城乡普遍存在的问题，平时民众在市场上很难买到鱼。^[6](www.xing528.com)

在基础建设方面，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由于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降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压缩住宅建设的投资，使“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据统计，非生产性积累在积累总额中的比例，由1965年的29．3%降到1976年的20．7%。由此造成城市和工矿区的自来水、民用电、公共交通、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公用设施的供给都十分紧张。例如，非生产性的投资中，住宅建设投资在“三五”时期仅占4%，“四五”时期进一步下降到1．7%，和“一五”时期9．1%相差很远。由于这十年中的人口剧增，住宅投资和竣工面积的下降，就造成了居民住房的严重拥挤。到197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甚至低于1952年人均4．5平方米的水平。^[7]

正是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民生改善步伐的缓慢，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上下，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都产生了一种历史危机感和发展紧迫感，于是，大家在痛惜“文化大革命”导致丧失宝贵时间和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也都急于把失去的时间和损失夺回来，希望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就为调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经济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