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话语研究理论与其他话语理论的差异

文化话语研究 vs.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如前文简述，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语言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该理论流派注重对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和批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引领了跨学科研究的思潮，并在中国学界取得瞩目的研究成果（可参见郭松、田海龙，2011；孙静怡，2012；田海龙，2013，2016a；辛斌，2005；徐赳赳，1995，1997；徐涛，2006；詹全旺，2006；朱永生，2003等）。从研究目标来看，该理论与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拥有共同的出发点，即揭示权力的滥用和权势关系的不平等（Blommaert，2005；Fairclough & Wodak，1997；Shi-xu，2005，2014；van Dijk，1993，2001）。基于此目标，两种研究理论都强调话语的社会功能：言语（行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社会、维系社会、影响社会、改变社会、创造社会。言语活动，不仅可以描写、分析、解释、评价社会，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维护、改变、提升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改变他人的认识和行为，也由此推动局部或整体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施旭，2017：9−10）。但是，两种理论在理论基础和具体研究方法中仍然存在以下三点主要区别。

第一，两种理论在对于“话语”的概念界定中存在差异。批评话语分析提出，“话语”实际上一方面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书面的和口语的），另一方面还包括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这些语言运用方式的规约。或者准确地说，是具体使用的语言与制约这些语言使用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二者彼此区别又互相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话语的概念（田海龙、赵芃，2012：2）。这其中的规约主要包含了语言使用者的身份、价值取向、交流对象和所在场合等，因而“话语”不可避免地与权势关系以及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文化话语研究的“话语”（如前文所述），则从人际言语交往事件的概念出发，认为社交事件或活动的意义迷散在它的各个关节及关系之中，因此需要考察交际涉及的多元融合的话语图景：说者/听者、形式/意旨、符号/媒介、目的/结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等不同元素以及各种形式的联系、组合等。就这一点而言，文化话语研究从概念层面，丰富了“话语”的内涵，重视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言语交往性。

第二，就研究立足点而言，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Fairclough & Wodak，1997；Fowler，1991；van Dijk，1993；田海龙，2016b；辛斌，2005）。研究者们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试图探讨的是话语在这种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田海龙、赵芃，2012）。而文化话语研究则重点关注人类话语的互相不平等关系，认为话语是处于由历史形成的、依旧继续的人类文化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因而它尤为关切非西方、南半球文化中的话语现实问题和理论方法的问题，以及在它们与西方的霸权、依赖、互利等关系问题，冠“话语研究”以“文化”，特别要凸显话语的文化差异性（文化身份、东西方不平等权势关系），并对其采取明确的文化政治立场（维护民族文化利益、人类和谐共存）（施旭，2017：89）。

第三，就研究方法和分析维度而言，批评话语分析内部可分为以Fairclough为代表提出的“辩证—联系”方法（Fairclough，2001），以Wodak为代表提出的“话语—历史”方法（Wodak，2001）和以van Dijik为代表提出的“社会—认知”方法（van Dijik，2008）。其中前两种方法都注重探讨话语与话语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联系，在“话语间性”（interdiscurs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分析和讨论中有异曲同工的作用，而后两种研究方法也都非常强调社会认知在话语产生和理解中的作用。此外，三种研究方法都非常重视对文本的分析，并基于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充分、透彻、细致的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文化话语研究采用跨学科、跨历史、跨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言语交际事件涉及的具体文本，还包含其中涉及的所有话语主体、话语传播媒介渠道、话语形式、话语目的与效果、话语的历史与文化关系等，因此在研究中倡导从更加多元、系统的维度对话语研究的对象予以更为全面、辩证地描绘、分析、阐释和评价。

文化话语研究 vs.文化话语分析(www.xing528.com)

本研究所采用的文化话语研究理论（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简称CDS）虽然在名称上与美国学者Donal Carbaugh（2007，2010）构建的文化话语分析（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uDA）相似，并且都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对话语和交际现象加以解读和研究，但是两者在理论基础、研究宗旨以及对“文化话语”（cultural discourse）和“文化”的界定与理解中具有较大差异。

第一，就理论基础而言，CuDA主要受到Dell Hymes（1962）的交际民族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以及Gerry Philipsen（1975，1976）文化交际理论（theor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影响，侧重对田野调查获取的语料进行转写和会话分析，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其中涉及的话语主体的身份、情感、关系、行为和处境等（Carbaugh，2007）。进而，该理论在研究宗旨中，以探寻、构建具有文化特色的话语/交际理论为目标，对特定情景中的交际/话语行为进行总体描述、阐释和跨文化对比分析，以期揭示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部分文化偏见，提升研究者和大众的文化敏感度与文化意识（Carbaugh，1996）。相比之下，CDS从东方文化倡导的整体观哲学论本体、辩证的认识论和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出发，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具有非西方文化特色的话语研究理论体系。该理论在研究目的中，不以探寻文本的功能、判别说话人的目的或评价话语和语言的效果为目标，而是描述并鉴定话语在产生和理解中的特点、解释其中包含的关系和原因、阐释其中的含义和文化特质、积极抵御文化霸权现象并且重构边缘群体的身份和声音。此外，CDS强调了话语研究的学科交叉属性，即话语研究者出于对社会文化现象内在言语交往性的认知，将为解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促进跨学科的对话与合作。

第二，在对“文化话语”的概念界定中，两种理论都从话语作为社会交际实践现象出发，从动态的视角对“话语”加以认识和解读，但是两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存在差异。CuDA提出，文化话语是由具体的符号、形式、规则和含义构成的交际实践。作为一种表达体系，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传播，并且具有独特的交际行为、结构，形成具有特色的表达风格（Carbaugh，Gibson & Milburn，1997）。该理论认为，交际对社会现实起到预设与构建的作用，因此，人类的交际存在于对“元文化”的注释之中（meta-cultural commentary）。而交际中直接或间接表露的身份、关系、情感、行为和居住环境等构成了文化话语分析中的关键点（Carbaugh，2007：168）。因此，在研究问题和分析维度中，CuDA通过对具体话语内容的翔实文本描述、阐释与分析，试图揭示话语的目的与功能、具体的言语交际步骤与其中的文化特色以及交际的整体结构与顺序（Carbaugh，2007）。相比之下，如前文所述，CDS将“文化话语”视为特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人们运用语言及其他手段和渠道所进行的具有某种目的和效果的社会交往活动（施旭，2010）。因而，CDS在研究中，不完全依赖对文本和语言结构的分析，而是从多维度和动态的角度对多元话语范畴加以分析和评估，进而探索社会言语交际事件的文化特点、文化困境、文化变革等（施旭，2010，2017）。

第三，在对“文化”的界定中，两种理论虽然就提倡多元文化并存形成共鸣，但是在对“文化”的定义和理解中仍然存在差异。CuDA所谈的文化是以地区或国家为划分标准，侧重关注能够影响到人们言语表达的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所处的当地文化对话语和交际的影响。该理论强调文化是由符号和意义共同构成的体系，因而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重点关注具有独特文化意义或反复出现的言语或非言语交际现象与形式。而CDS在对文化的界定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动态性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性，认为文化在当下竞争的国际秩序中不断被挑战、转换和保留，从而不同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同时，随着文化内容的不断改变，其社会地位也随之变化（Shi-xu，2014a：27）。因此，CDS积极抵御文化霸权现象，在研究中，注重重新构建边缘群体的身份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