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达尔教授来邀请我(1) 参与汉代历史的研究项目,到现在这本讨论汉代农业的著作最终完成,过去了十年多的时间。在这段年头里,我经历了结婚、得子、改换工作、移居美国等几次人生的转折,其中不能没有某种激动与欣喜。所有这些,再加上因为搅到台湾的政治与学术事务里而间或遭遇的挫折,都在不时地打断我对汉代农业发展的研究。不过,著作延宕到现在的主要原因,还是我自己在理解和把握史料上的进度问题。因为我需要将大量的史实与信息融会贯通,逐渐型塑出一本主题明确的著作,解释中国历史的某种现象。
转到匹兹堡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后,我发现历史系的氛围是非常让人鼓舞的。我参与了农民研究小组在晚上进行的讨论会,小组所讨论的许多主题促使我对中国农业文化发展也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不只限于汉代,而且与以后阶段的农业发展也有关系。小规模农田上精细化农作的现象明显地长期延续,就是这些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自然,所谓“精细”总是要相对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各种条件,才能有确定的含义。近年丰富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但也常常给了我充足的缘由,不能不对已经写就的章节的一些部分重新来过,这就更推(2) 迟了定稿的完成。到了现在,我已经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汉代中国农作与农民的描述,而更是要试图回答涉及人口、土地所有制、重本抑末思想及汉代政府干预工商业等现象的诸多问题。倘若不是因为作为汉代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本书的研究范围有限制的话,我会尝试讨论更多的问题。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那些曾在我研究和写作的各个阶段提供过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们。我必须向这一丛书的编辑杰克·L.达尔深致谢忱,他在编辑这本书稿时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比我少,他的意见也往往很有启发性。我要感谢玛吉瑞·兰恩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帮助避免了许多错误,感谢能干的莘西亚·罗伊(Cynthia Louie)帮助制作了地图和表格,还要感谢(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出版规划部门的同仁,在完成本书的过程里他们都出了力。
敬爱的老师劳干教授,自从我在台大二年级听他讲授秦汉史以来,就一直在启迪和教导着我。护封上蒙他惠与了雅致的题签,为拙作添了光彩。在研究和写作的各个阶段里,我还受益于许多渊博的学者的建议、启发和鼓励,这里只能提及其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有阿宁森(Gary Allinson)、赵冈、钱穆、全汉升、顾立雅(H.G. Creel)、毛汉光、西
定生、帕金斯(Dwight Perkins)、罗友枝(Evelyn Rawski)、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卢宾(Julius Rubin)、沈宗瀚、史帕斯(C. Beatrice Space)、史迈舍斯特(Richard Smethurst)、陶希圣、韦慕廷(Martin Wilbur)、杨庆堃、严耕望、余英时。我还必须感谢帮助我形成本书论点的至少三组学者,即匹兹堡大学的农民研究小组、哥伦比亚大学传统中国研习班的成员和我在“中央研究院”时的同事们。
我先后利用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台北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设施和资料。对于钱存训博士、吴文津博士、郭成棠博士、何浩天先生以及他们同事的慷慨帮助,我非常感谢。如果没有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计划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行政人员的支持,本书是无法完成的,在此对他们提供的良好服务深表谢意。
最后要表达的是我对曼丽和(3) 乐鹏的爱,我这个丈夫和父亲在许多时间冷落了他们,去沉湎于两千余年前的农民问题,而他们却给了我理解和爱。(www.xing528.com)
本书谨献给过去和今天的中国农民。正是这些代代相承,在田地上劳作的无名英雄,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农作体系之一。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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