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西汉时期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还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经济思想家。他的名著——《史记》，记录了中华民族从黄帝到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内容浩瀚，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货殖列传”“平准书”是记载经济的篇章。这两个篇章是我国最早记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的文献，开创了史书记载经济的先例。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国内的经济区划，丰富的物产分布，星罗棋布的通都大邑以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物事迹。全面反映了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的面貌，展现出商品经济以及从事商品经济的货殖家为了求富益货而对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史记·平准书》记载了从汉初至汉武帝当政时的财政经济制度及其利弊。这两个篇章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卓越的商品经济思想。

反对重农抑商

首倡本末并重

自然经济是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我国长期以来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虽然商品经济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却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政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商鞅首创，经荀况、韩非等人发展而来。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群雄竞相称霸，他为了使秦国富强两次实行变法，其核心是推行农战政策，主张“重农抑末（工商业）”。在他的变法令中就规定：努力从事耕织（农）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从事工商的人可能沦为奴隶。为了奖励农业、抑制工商业，还采取“以粟出官爵”（《商君书·靳令》），对农业轻税、对工商业重税“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商君书·内外》）。孟子称工商之民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篇）。荀况提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韩非则斥农业以外的人一概为社会的害虫，称“五蠹”，并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五蠹》），韩非将农称为“本”，工商称为“末”，形成“农本工商末”的口号，亦称为“重农抑商”。经过上述几人的发展和完善，“重农抑商”就成为封建王朝沿用的基本国策。

秦始皇灭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曾多次将商人和罪犯一并谪发边疆，造成歧视商业的社会风气。汉朝崛起，汉高祖刘邦一登基就发布“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做官、不得占地、不得骑马和携带兵器。到汉武帝刘彻执政时则更胜一筹。刘彻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凭借汉初七十年休养生息聚集的经济实力，对外通西域、开发西南夷，获取了广大国土；对内兴修水利、移民垦荒，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汉武帝又是一个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的君主，他在“通西南夷道”“筑卫朔方”“迎降赏赐”“穿渠转漕”“养马击胡”“祭祀封禅”“巡游耀武”等活动中，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消耗，他先后推行的“铸钱”“牧马”“告缗”“卖官赎罪”“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措施，掠夺民财、与民争利。公元前119年，他颁发“告缗令”（《史记·平准书》），向工商业家征收财产税，凡隐瞒不报或申报不实者，鼓励他人检举揭发，并将被揭发人财产全部没收，其中一半奖给揭发人，还要罚被揭发人充军一年。在酷吏杨可的主持下，告缗之风席卷全国。经过算缗、告缗，朝廷掠夺的民财数以亿计，奴婢以千万计，没收的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没收的房屋不计其数。工商业家经过这次打击，中等以上家户大都破产。汉武帝还任用酷吏和“兴利之臣”，对币制进行频繁的改革，借以掠夺民脂民膏。汉朝廷虽然从掠夺民财中解决了连年战争和穷奢极欲所造成的财政危机，但却导致了生产衰退，人口外流，民暴四起，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幼年“耕牧河山之阳”，深知民间疾苦，后随父迁居习文，二十岁时他决心继承父志做一个好史官，他多次出游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第一次他漫游了江浙、两湖、安徽、河南、山东等地。约三十岁任郎中，随从汉武帝左右，那时，正当汉武帝文治武功达到极盛时期，他随武帝巡游西北、登崆峒山，出肖关到宁夏、内蒙古河套一带；接着受武帝派遣慰问西南少数民族，有机会遍游西南各地；他还随汉武帝登泰山封禅（祭祀），去河南黄泛区背柴塞河导流。司马迁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目睹各地丰富的物产，目睹货殖家“周流天下”，促进了通都大邑的繁荣，促进了农虞工商的发展，使全国各地人民享受共同的物质文明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司马迁以朴素的唯物史观，观察社会的经济活动，在肯定了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有重要地位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他不赞成先秦以及汉初的抑商政策，更不满汉武帝的巧取豪夺，同时，他还经历了为李陵辩护被处以腐刑无钱赎罪的痛苦。他以一个史官应具有的“不虚善、不隐恶、不与圣人同是非，不畏权贵”的品质从事写作。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精辟地提出“本末”并重的主张，公开打出了反对抑商的旗帜。司马迁把社会经济主要分为农虞工商四个部门，并阐述其职能，即“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农虞工商四者是“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把农业和商业、生产和流通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同为富国富民之本，不存在尊卑贵贱之分，也不必重此抑彼，这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还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从事农虞工商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经营商业可使“商品之交易通”，可使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社会经济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地向前发展，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

司马迁还列举出历史上“本末”并重而富民强国的例子：一是西周时期，齐国土地盐碱化严重，农产品匮乏，人口流失，国力薄弱。但是，齐国善于趋利避害，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采取“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的措施，很快富裕起来，流失的人口返回，财物聚集，纺织品畅销天下。从东海到泰山一带的诸侯都到齐国朝拜，齐国国力大振。二是春秋末期，吴国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投降后受尽凌辱，他于患难之中采取商贾兴国的计然之策，农商并举，在“十年生聚”中增殖人口，为国经商，下富民上富国，再经“十年教训”民富国强，雪耻复兴。

司马迁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产生和改革。他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他认为秦统一货币，将珠玉、龟、贝等不便携带，不适应在商品流通中作为货币的物品，退为“器饰宝藏”是合乎经济发展需要的。他赞成币制改革，但对汉武帝出于掠夺民财的目的频繁地变更币制以及借推行均输平准掠夺工商业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汉武帝为弥补国库空虚，在推行告缗令的同时还听从酷吏张汤的建议制造和推行“皮币”，那时，皇家园林饲养着许多白鹿，将约一平方尺的白鹿皮，在四边绣上花纹即为“皮币”，一张皮币，面额定为四十万钱，凡高官、宗室向皇帝进贡送礼，必须以皮币做“荐璧”（荐璧是给皇帝呈献贡物的盘子），呈献贡物必须先以四十万钱买一张皮币，用皮币托上礼物才能进献。推行“皮币”后，汉武帝和张汤曾问大司农颜异，廉吏颜异说：“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汉武帝不高兴，张汤平素和颜异不和，借机治颜异的罪，颜异不服，微启嘴反唇以示鄙视，张汤报奏汉武帝说颜异腹诽皇上，汉武帝以“腹诽罪”处颜异死刑，自此就有了腹诽罪和治腹诽罪的刑法。由于汉武帝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干戈日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百姓借汉武帝下令求雨之机，呼喊出“亨弘羊，天乃雨”的愤怨。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他一反百子诸家不谈商论贾的先例，记录了经济发展中最本质的问题，可谓慧眼独具。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作《史记·货殖列传》的缘由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史记·平准书》是“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虽然他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建设一个封建盛世，未能超出封建士大夫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商品经济的远见卓识却是超时代的，正如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发展商品经济呐喊

为货殖家树碑立传

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要求广交博闻和有广阔的市场。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冲破封建割据的羁绊，破除无欲无为、闭关自守、小国寡民、安于贫贱、鄙视商业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卷首，开宗明义批判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所谓“至治之极”的理想社会是“涂民耳目”的欺世之谈，是倒退的、反历史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他指出“虞夏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于求富，司马迁认为是人的本性，是人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仅农虞工商的活动是为了“求富益货”，就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还推崇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认为一定的伦理道德是一定物质基础的反映，因此，他认为对于民之求富，对于社会财富的发展最好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重要的是加强宏观调控、节制剥削、缓和矛盾，满足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愿望。司马迁还无情地驳斥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形似道貌岸然，动辄高唱“不崇势利”“不羞贫贱”的权贵富豪，说如果不是你们，怎么会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说法呢？孔子所以能名扬天下不就是和他的学生子贡经商致富“聘享诸侯”有直接关系吗？牧人倮、寡妇清能与秦始皇“分庭抗礼”，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财产吗？揭穿了统治阶级及其辩护士欺骗匹夫编户之民的说教。司马迁还十分赞赏管子的“富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论，反对与民争利，把民富国强提到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

对于求富益货，发家致富的途径，司马迁认为最容易的是经营商业。他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巧得很，17世纪欧洲的威廉·配第也说：“制造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制造业多得多。”司马迁的见解绝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他在访问游历了天下的名山大川以后所得出的实践经验，所以他能得出约一千八百年以后威廉·配第才能得出的相同的结论（《中国文化知识精华》）。司马迁认为经营商业并不可耻，相反的那些自命清高的文人、隐士，匿居深山僻巷，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连妻子儿女都养活不起，逢年过节连祭祀祖宗的钱都没有，而“好语仁义”。他们才是可耻的。

司马迁不厌其详地列举了历史上一大批富商大贾的事迹，他认为这些富商大贾都是经营工商业致富的，是能者、贤人，应该为他们正名立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其立传的货殖家很多，著名的有：子贡，孔子的学生，他经商于曹国和鲁国之间，发财致富，结肆连骑，和诸侯“分庭抗礼”，也使孔子名扬天下。范蠡，越王勾践的主要谋臣，运用商贾兴国的计然之策帮助越王复国雪耻，官拜上将军，后来辞官在定陶经商十九年，“三致千金”，他把赚来的钱分赠给穷朋友和兄弟，请他们共享富裕，后人称“陶朱公”。范蠡还把他的经商经验总结为“经商十八则”，流传后世。白圭，战国时周人，是经营农副产品的商人。由于他经商有术，发财致富而名扬天下，他的经商理论为后人效法，故他被尊为“商人的祖师”。经营畜牧业的戎族人倮和经营朱砂矿的巴蜀寡妇清，拥有大量财产，受到秦始皇的重视，“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寡妇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这二人能够得到秦始皇的赏识，“富而主上重之”。此外，他还举靠河东盬盐采矿冶铁富“拟于人君”的猗顿、蜀卓氏；以“独窖仓粟”发了财的宣曲任氏；以“赉贷子钱”获利的无盐氏，说他们都是以末业致富的巨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是“贤人所以富者”。给了很高的评价，让他们的美名永载史册。

司马迁重视商业，但也不是片面夸大商业的作用，他认为农虞工商干哪一行都大有作为：陆地牧马二百蹄，或牛蹄角千、千只羊、千只猪，或千树枣、千树橘、千亩漆、千亩麻、千亩竹，或酒千酿、酱醋千缸，或宰畜千皮、贩谷千钟……其收入都可比得上一个食邑千户的“封君”。司马迁还把致富的门路分为上、次、坏三等，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坏。”他把那些盗窃、赌博、杀人越货、劫人为奸、挖坟掘墓、乘人之危攫取不义之财之徒斥为“奸富”，对奸富不仅舆论上要声讨，而且要绳之以法。(www.xing528.com)

总结货殖家的经验

以供后世观择

司马迁认为虽然经营商业是“求富益货”的捷径，但是要成为一个货殖家，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他说：“而富者必用奇胜。”他总结了计然、范蠡和白圭等大的工商业家经营的经验：

乐观时变，果断决策。越国大夫范蠡和尊为商人鼻祖的白圭，善于从调查研究入手，捕捉市场信息，预测商品供求变化趋势，从而做出经营决策。范蠡巧用计然之策，“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在贵的上限或贱的下限，做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决策来。白圭则是乐观时变的高手，他把握市场变化的契机，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针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根据天时地利，使商品购销不误农时，“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在决策时，要当机立断，分秒必争，像“猛兽挚鸟之发”，否则收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产销兼顾，多中取利。范蠡经商认为农产品的价格不能高低悬殊。“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便是不利商业的发展。认为粮食的价格应当“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白圭则是“欲长钱，取下谷”，经营广大消费者需要的大路货，虽然利润少，但销量大，也能多中取利。他在实践中感到：生产是流通的基础，农业上去了，商业也跟着发达。所以主张“长石斗，取上种”，供应优良籽种，促进粮食丰收。

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是说物价平稳，市场才能繁荣。稳定市场物价的核心是保持粮价的稳定。建议在市场粮价过高时，政府或政府规范商人及时抛售粮食，平抑粮价，保护农民利益，粮价稳，百物稳，市场商品就不会紧张。

储好商品，周转不息。“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说的是这些笨重、易耗、费用大的商品，运输路线长，周转慢，经济效益差，以就近经营为好。“务完物，无息币”，要求在商品储存环节上，保持商品的完整无损，同时要快进快出，不能停滞，不要“敢居贵”，不要屯积居奇，待价而沽，以加速商品资金周转。同时“腐败而食（同蚀）之货勿留”，以免造成损失。

擅长一技，出奇制胜。司马迁认为经营工商业要专心致志地钻研技术，要有一技之长。只有掌握一门技艺，才能在竞争中出奇制胜。他举出贩油、卖牛羊杂碎、启刀磨剪子和给牲口看病的“微业”，只要技有所长，有经营特色，“微业”从事者也能成为致富能手。

货殖家必须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司马迁认为要办好工商企业，归根结底是要有“力作”“斗智”“争时”的经营管理人才。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要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说：“富无经业，而货无常主”“巧者有余，掘者不足”“能者辐凑（财富聚集），不肖者瓦解”。廖廖数语，提出了一个经营者的素质和经济效益的相关问题。司马迁认为一个经营者要能做到准确预测、果断决策，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办到的，不仅需要“折节为俭”“勤劳力作”，更重要的如白圭提出的要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就是说，智足以应变，勇足以决断，仁能以取予，强要有所守。白圭说，如果不具备这些素质“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那样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以古为鉴、做好现代

商业工作，发展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商品经济是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归个人或集团所有的条件下产生的。当社会经历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以后，就出现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人和商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商品经济是社会化经济，要求摆脱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度的束缚，超越血缘、地区以及民族的界限。因而发展商品经济和封建割据势力存在着尖锐矛盾。在封建社会初期，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极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司马迁以朴素的历史唯物观点，认识到商品经济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慧眼独具，在商品经济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提出农业和商业、生产与流通并举的理论，为商人正名、立传，真可谓远见卓识。但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却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正统文人班彪、班固就曾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颇谬于圣人”。后汉王允斥《史记》为谤书。金人王若虚恶狠狠地高喊：“迁之罪不容诛矣！”虽然在司马迁之后也有许多顺应时势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他们也提出过要重视商业、发展商业的理论和策略，也有个别的封建王朝比较宽容地发展商业，但始终未扭转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抑商思想，传统的抑商思想更加强化了抑商政策的推行，使中国经济从古代居世界领先地位进入世界的落后行列。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尤其在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期，发展商品经济就更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面貌，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在毛主席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商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商业人员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轻商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残留未尽，一提到“商”字就与“奸”字，“资本主义”“投机倒把”等词联系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同时，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曾一度出现限制甚至取消商品生产，否定等价交换，削弱商业工作的错误行为。有的人虽然也认识到商业工作必不可少，但又把商业工作看成是无科学可言，无规律可循，什么人都可以干的简单劳动。这些都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调整了城乡经济政策，给发展商品经济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农村，变单一粮食生产为以粮为主、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并举；城市，变工业生产型为生产经营型，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需求生产，商品流通渠道由过去的国家经营的单一渠道、多环节变为多渠道少环节，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发展，农民也进城办商业，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在搞活经济中，由于宏观失控，也出现了“全民经商”、官商结合、以权揽商的混乱现象。因为经商赚钱容易，一些利欲薰心的人，借改革开放之机，纷纷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许多商品在他们手里魔术般地倒来倒去，价格倍增，损害消费者利益。与此同时，行贿受贿、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弄虚作假、偷税漏税、买空卖空等现象不断出现，直接危害商品经济的发展，扰乱了社会治安。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其实恰恰相反，这种说法是传统轻视商业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倾尽毕生精力写的《史记》，替工商业家张目，但也不是无原则地鼓吹发财致富，而是对正当经营者予以褒扬和保护，对于那些不法商人则要求政府“整齐之”，即绳之以法。

生产、流通、消费是国民经济整个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发展商品经济，必须面向市场，重视商业工作。尤其在市场商品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更要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把流通搞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和当今我们发展商品经济中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一脉相通的。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继承发扬我们民族历史的精华和优良传统。让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谱写出千千万万个“货殖家”的传记，使他们的功业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