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利用PSR框架,结合新时代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生态环境质量现状特征,构建了符合新时代发展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基于AHP的模糊综合评价法,测度了2011—2016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并将空间因素和地理关联属性考虑在内,运用泰尔指数与Moran's I指数及其散点图,分析了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动态势、区域差异和空间分布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是逐渐变好的,部分省份显示出波动上升趋势;从省际层面来看,2016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最高的是浙江,最低的是宁夏。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格局,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地区和生态资源禀赋较好的西南地区,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落后、生态资源禀赋缺乏的西北地区。第二,从区域层面来看,八大经济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均值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东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游、西北地区。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差异为0.05,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大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第三,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效应,且呈现高—高或低—低集聚效应明显,高—低或低—高的空间分异效应并不明显。第四,对外贸易的提高有助于改善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对邻近省份具有负面影响;环境管制的加强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滞后性;能源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为正。
本章的研究有助于对“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对于各个省份应对新时代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诉求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启示。
1.强化空间治理体系
由于生态环境质量具有空间集聚与空间溢出效应,某个省份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提高会对相邻省份产生积极的诱发效应,需要实施空间规划,进行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与用途管制,划定生态环境空间分区,充分发挥地区间的交互作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协调发展。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要扩大生态空间,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进一步升级,积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提升的同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对于中部地区,要建设一批流域、交通生态走廊,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限,有效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西部地区需提高石油、煤炭、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的使用效率,发展一批新型企业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2.发展绿色经济,释放环境红利(www.xing528.com)
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有效遏制落后产业、中低端产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压力,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止,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进步,促进产业价值链绿色化,提高绿色产品附加值,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新常态”进程中由物质要素密集投入转向知识要素密集投入所带来的动能(李成友等,2018);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培育和发展绿色服务业,推动形成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双轨前进。
3.系统性治理防护
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要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压力系统、状态系统、人文响应系统三方面着手,释放生态环境压力,提升环境资源承载力,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高度重视大气、水、土壤三大环境要素的约束性指标,将治理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区域、流域、城市和控制单元,实施环境质量改善的清单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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