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关于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的研究早已屡见不鲜。波特假说认为政府实行适当的环境规制会诱发企业创新，通过抵消部分环境规制成本，达到实现提升环境质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结果。Levinson（2009）利用1987—2001年间美国制造业SO2排放量数据，证实了环境污染改善的推动因素是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Manne和Richels（2004）则验证了R&D投入和干中学所积累的知识创新可以减少碳排放，达到降低污染的目的。国内大多数研究延续了以上经验，从污染排放的角度论证技术进步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李斌和赵新华（2011）发现工业废气排放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增长率应主要归功于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双重进步。魏巍贤和杨芳（2010）将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得出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显著降低了CO2排放量。白俊红和聂亮（2017）利用省级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考察了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倒“U”型特征。但仅仅围绕污染排放的视角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一方面，虽然企业生产活动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成因，但绿林砍伐、交通运输和私人焚烧等诸多难以衡量的因素仍无法忽视；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外部性特征，我国部分地区“地下排放”现象屡禁不止，污染排放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作为环境污染结果性指标，PM2.5相较于SO2、CO2等排放性指标能够更加准确地表征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因此，本章试图分析技术进步对雾霾治理的作用效果，以探索治理环境污染的长效机制。

目前多数文献从经济、社会等视角揭示了雾霾的成因，发现经济发展、产业转移、能源结构、外商投资、交通运输强度、人口集聚和城市蔓延等均是导致雾霾污染的重要原因（Grossman，et al，1995；马丽梅等，2014；严雅雪等，2017；邵帅等，2016；秦蒙等，2016）。但对于雾霾治理的探讨则仅限于环境规制、环境分权以及区域联防联控环境政策实施上（王书斌等，2015；白俊红等，2017；刘华军等，2019），技术创新与雾霾问题的关系更鲜有涉及。波特假说中创新作为环境规制的中间结果，进而影响到最终环境治理目标，但在中国特殊的现实背景下，波特效应对于雾霾治理作用的发挥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商榷。我国政府对雾霾的关注时间较晚，PM2.5指标自2012年才被纳入官方环境监测范围，但短期内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强、要求高。因此，当雾霾成为环境考核的硬指标时，环境规制往往会表现出“硬着陆”的特点。对于企业而言，面临巨大的环境规制压力，只能在短期被动地采取减产、关停部分高污染排放厂房设备等方式配合地方政府完成上级制定的减排指标。曹静等（2014）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发现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实行的“尾号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甚微。石庆玲等（2016）指出“两会”期间的空气质量改善主要发生在PM2.5等考核更看重、民众更敏感的特定污染指标上，“两会”过后空气质量则迅速恶化，且恶化程度甚至反超改善程度。“政治性蓝天”等现象表明了我国目前的治霾方式依然缺乏长效机制。其次，在我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肩负实现辖区内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压力，地区间的环境规制互动博弈往往容易造成以邻为壑的环境治理模式（金刚等，2018），迫使企业跨地迁移至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地区。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些环境压力较小的省市地区，环境政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替代税收优惠政策的重要手段，通过默许当地企业超标排污，纵容环境污染拉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导致污染产业只是从东部转移到了内地。并且，雾霾污染空间扩散的负外部性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政府间环境规制的博弈，增加了雾霾治理难度，因此环境规制的治霾效果具有不确定性。(www.xing528.com)

相较于命令性环境规制可能的短期化和扭曲效应，创新和技术进步则是治理雾霾的长效机制。技术进步对雾霾治理的影响既体现出企业更为先进的绿色生产方式，又表现为雾霾治理技术的革新。首先，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低端化造成的，科技创新能够不断催生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研发升级，优化企业的生产模式，逐步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绿色转型。并且，技术进步还有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能源从低生产率的产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产业（李廉水等，2006）。技术进步还能够通过研发替代性清洁能源和改善传统能源质量的方式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何小钢等，2012）。此外，技术进步有助于推动企业向科学管理和信息化管理转变，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降低因管理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石大千等，2018）。因此，创新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能源效率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治理雾霾的前端预防。其次，节能减排技术能够优化企业的污染治理模式，改善治理效率，通过使用先进的排污控制治理技术实现雾霾的末端治理。总体而言，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将逐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绿色转型，加速清洁能源的研发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在实现降霾减污目标的同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