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宏观经济潜力主要从经济增长层面探讨研究，多数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进行了机理分析，我国现在处于由高投资加出口驱动向城市化加服务业发展主导的转变阶段（李稻葵，2015），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从三个角度着手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进行研究：其一，我国后于发达国家进入经济新常态，面临着消费结构改变带来的消费潜力下降、劳动力结构改变带来的成本上升以及部分部门产能过剩的问题，能否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取决于我们对后发优势还有多大的挖掘空间（林毅夫，2014），发达国家进行前沿扩张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而中国通过模仿式创新进行后发追赶，后发优势就能得到充分显现（张军扩等，2014），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原因来自宏观经济周期性和外部性，因此我们还有至少20年的中高速增长潜力。其二，沿袭凯恩斯从供给角度的分析而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以下几项，即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朱承亮等，2009；解三明，200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五”计划基本思路研究课题组，2000；刘世锦，2011）、剔除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外的全要素生产率（祝宝良等，2015）、市场化程度（吕朝凤等，2016）、制度层面的供给侧改革（徐雪，2013）和人力资本结构（蔡昉，2010；周跃辉等，2018）。周跃辉（2018）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入要素的不断增加以及要素结构的逐渐优化，2021年我国潜在平均增长率仍能达到6.73%。郭学能和卢盛荣（2018）则更为乐观，认为供给侧改革促进了我国制度的变迁，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到2020年我国平均潜在增长率为6.9%，而实际增长率则会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任保平（2015）提出，亚当·斯密式的分工及其专业化、熊彼特提出的创新以及奥尔森式的制度改革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其三，从新古典主义着手将宏观经济增长问题看为供给冲击带来的持久性增长与需求冲击带来的周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反向将二者分开就能提取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趋势项，进而测算经济增长潜力（杨宁，2019）。(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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