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会子纸币形态研究

在我的出版于1952年的《中国货币和信贷简史》^[1]中，我写道：

与印有三色印戳记的四川交子不同，据记载，会子由单独一块单色黄铜板印制而成。一部论东亚钱币学的日语著作影印了一块钞票的印刷板的照片，并认为它可能出自宋代。它宽3寸，长5.3寸。板上方的1/4含有10个钱币的图样，紧挨着的1/4印有29个字：“除四川外，许以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底下的一半是一幅含有一个粮仓以及三个背着粮袋之人的庭院的图画。图画的角上有三个字，它们是：“千斯仓”，其意思则是：“要是有一千个这样的仓库多好。”这当然是出自《诗经》中某行诗的典故。（译者按，见《诗经·小雅·甫田之什》：“乃求千斯仓。”）据那位日本学者说，这块板可能曾经用来印过会子。

所指的日语著作为奥平昌洪（Okudaira Masahiro）所著的《东亚钱志》10.92a~93a。

在一封日期标署为1953年5月15日的信中，胡适博士提醒我注意朱熹文集^[2]中收入的一个系列的六封奏折，在其中朱熹弹劾了唐仲友^[3]（任台州^[4]太守）的腐败和其他过错。这些日期署为1183年的奏折包含有许多关于12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有趣细节。特别有趣的是后三封奏折中有关一桩伪造纸币会子案件的报告，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出相当多的关于会子形态的知识。伪造案牵涉到唐仲友和一位职业的书板雕刻匠（开字匠）^[5]蒋辉，他又叫蒋念七^[6]。

为第四份和第六份奏折所引用的蒋辉的两份口供可翻译如下^[7]：

（1）淳熙四年（1177），我，蒋辉，在广德军^[8]伪造会子四百五十道。在临安府事发，（作为脸上刺字的士兵）断配台州。至淳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180年，实际上为1181年年初），同黄念五在婺州苏溪^[9]楼大郎家开伪（造的政府）印六颗，并写官押及开会子出相人物^[10]。造得成贯会子九百道，与黄念五等分受。于去年（1182年）二月初回归（台州），八月十二日，婺州义乌县弓手（即警察弓手）前来追捉，亸闪在府衙中藏隐。是实。^[11]

（2）据蒋辉供，元是明州百姓^[12]，淳熙四年六月内，因同已断配人方百二等伪造官会事发，蒙临安府府院将辉断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务^[13]（即总酒局）。着役月粮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开书籍供养。去年三月内（1182年），唐仲友叫上辉就公使库^[14]，开雕《扬子》（扬雄）、《荀子》（荀卿）等^[15]印板。辉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开。

至八月十三日，忽据婺州义乌县弓手到来台州，将辉提下，称被伪造会人黄念五等通取。辉被捉，欲随（警察）前去证对公事。仲友便使承局学院子^[16]董显等三人捉回。仲友台旨“你是弓手，捉我处兵士，你（们怎么敢）不来下牒捉？”当时弓手押回。夺辉在局生活。

至十月，再蒙提刑司（巡回法律监察官员的机构）^[17]有文字来追捉辉。仲友使三六宣教^[18]（为他哥哥的儿子）令辉收拾作具入宅。至后堂名清属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饭食。得三日，仲友入来说与辉，称：“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问你，肯依我不？”辉当时取覆种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称说：“我要做些会子。”辉便言：“恐向后败获，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说，便送你入狱囚杀。你是配军，不妨。”辉怕台严，依从。

次日，见金婆婆送饭入来，辉便问金婆婆：“如何得纸来？”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我儿金大，去婺州乡下撩^[19]使菴头封来^[20]。次日，金婆婆将描模一贯文省（即770钱）会子样入来，人物是接履先生^[21]模样^[22]。辉便问金婆婆，言是大营前^[23]住人贺选，在（唐仲友的）里书院^[24]描摹。其贺选能传神写字，是仲友（和他的侄儿）宣教耳目。当时将梨木板一块与辉，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25] 入宅收藏。

又至两日，见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来。将梨木板一十片双面，并《后典丽赋》（即《典雅而又文辞华美的带韵散文的补充选集》）^[26]一卷二十纸。其三六宣教称：“恐你闲了手，且雕《赋》板，俟造纸来。”其时三六宣教言说：“你若与仲友做造会子留心，仲友任满，带你归婺州，照顾你，不难。”

辉开《赋》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将藤箱出会子纸二百道，并雕下会子板及土朱、靛青、棕墨（染料或墨水）等物，付与辉，印下会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内，付金婆婆将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将出篆写一贯文省（的描模样），并专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写字号（字为序字，号为序号）二字。辉是实^[27]使朱印三颗。辉便问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贯文篆文并官押是谁写？”金婆婆称是贺选写。

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1183年）正月内至六月末间，约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余道。直至七月内，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见金婆婆急来报说：“你且急出去，提举^[28]封了诸库，恐搜见你。”辉连忙用梯子布上后墙，走至宅后亭子上，被赵监押^[29]兵士捉住，押赴绍兴府禁勘。^[30]

从以上口供，我们知道为了制造面值为一贯的会子，伪造者蒋辉在一块梨木板上，也许在其他模板中，刻出接履先生的画像。活计无疑是精细的，因为它要花费一名职业的书版雕刻匠和一名伪造行家十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又刻了政府印鉴，也有可能是利用了他以前在其他地方伪造过的印信。印刷时至少使用了三种颜色即红、蓝和黑。很显然，红色用于印鉴，蓝色用于印序字和序号，黑色（也许还有其他颜色）用于纸币的其他部分。为制造纸币还要生产一种特殊的纸张。^[31]

因而，会子的彩色外观相似于既是它的前身且又与它同时代的钞票交子的彩色外观，正如曹学佺在《蜀中广记》^[32]中引用的元代费著所描写的那样，其描写已被我总结在我的《中国货币与信用简史》的第54页。然而伪造者使用梨木板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政府也用同样的材料制板。实际上，“铜板”一词就出现于南宋时期和政府印制会子有关的文件之中。^[33]因此，我在本篇文章一开始所引的那一段的第一句话并没有完全错误，尽管它需要根据新增的知识而加以修正。奥平在著作中报道过，黄铜板曾被用来印过会子，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仅有一块板是不够的。钞票还需要官员签名、政府印鉴，而且至少还要有一个供印序字与序号的戳子。

【注释】

[1] 对此书的改正以及我对批评这本书的意见的答复，请见附录。

[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刊本，以下只提《文集》）18.17a~32a，19.1a~27a。

[3] 尽管遭到朱熹的弹劾，在唐仲友的传记中，他却被说成是一位能干而有成就的学者。见钱士升：《南宋书》（1797年刊本）63.3a~b，《金华府志》（1909年，影印1683年刊本）16.6b~7a，尤其是陆心源，《宋史翼》（1906年刊本），13.11a~12b。唐所著的16卷《帝王经世图谱》被收入“金华丛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广州，刊本）。他的其他关于政府的研究、关于经学研究的著作，以及他的文学作品（有许多仅剩片断）已汇编成书，书名是《金华唐氏遗书》，收入《续金华丛书》。唐仲友对经书的解释与朱熹有相当地不同，据记载，唐和朱曾就各自的学术交换过少许评论意见。某些13世纪及以后的作者因此就怀疑朱子对唐仲友的弹劾是否完全没有偏见。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丛书集成”刊本）乙集，39页；周密《齐东野语》（“丛书集成”刊本）17.22b，20.264~265页，以及张作楠对唐仲友收入“续金华丛书”的《九经发题》的书目题记。据《宋史翼》13.1b说，朱子的弹劾受到了唐的下属高文虎的诽谤性言论的影响。高的姓名的确见于《文集》18.22b。可是朱熹的弹劾奏折中的具体细节读起来却很有说服力。关于高文虎和他博学的儿子高似孙，见洪煨莲教授所写的文章，《高似孙史略笺正序之一》，见《史学年报》1.5（1933），1~9页。关于朱子无意中受到了唐仲友的众多敌人意见之影响的可能性，请见陈亮《龙川文集》，20.3a~4b，以及《文集》36.19a~b。

[4] 在现代浙江省临海县一带。

[5] “开”字用作动词“刻”的同义词。

[6] 用一数字跟在姓后面，通过指出他在家族或氏族的同一辈儿童中的排序位置来称呼一个人，这是一种旧习俗。见我对王力的语法的评论，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2（1949）249页。然而，在宋元时代，这种数目标志往往是大数字，它有时甚至包括百、千、万这样的数字，因而很可怀疑它们是否正好用作这同一种目的。蒋念七的意思是蒋27。比较黄念五（25），方百二（102），以及下面的三六（36）宣教。

[7] 以下两段口供系采用“四部丛刊”刊本原文，出处请见原注。——译者

[8] 现代的安徽省广德县。

[9] 婺州在现代浙江省金华一带。“苏溪”可能为“兰溪”的误印。(www.xing528.com)

[10] “出相（或像）”这个术语也出现于绣像小说书名之中。例如，见孙楷第，《中国小说书目》，北平，1933年，44页和84页。当然，术语“全相（像）”和“绣像”的说法更为常见。

[11] 《文集》19.10b~11a。（口供（1）出处——译者）。

[12] 在现代宁波一带。根据《文集》19.9b，蒋也有可能是婺州人。

[13] 在宋代，对大多数地区来说，政府垄断了酒的酿造和销售。负责垄断事务的办公机构叫做酒务。然而，实际的责任却操纵于年度包税人之手。酒的酿造及有关的劳作由雇来的劳工或（有或没有犯罪前科的）士兵完成。见《宋会要辑稿》，《食货》，20和21。

[14] 地方政府的财政基金原为招待临时客人用的。但事实上，公款常被地方官滥用于相互赠送豪华礼品，或向他们的上司送礼。见《文献通考》（“十通”刊本）24.237 c~238a，其中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丛书集成”刊本）甲集，17.255~256页。此外见王明清，《挥尘后录》（“津逮秘书”刊本）1.11b~12a。

[15] 这些以及其他两位思想家王通和韩愈的著作，由唐仲友用政府公款一同刻印，唐把刊印本用作个人礼品。《文集》19.2b~3a，19，22a~b。朱熹也收到了以上四位哲学家的著作刊本，但他估了一下价格，并到州的财库（军资库）付了款，《文集》19.1a。十分有趣的是，由蒋辉、王定以及其他人所刻的一套《荀子》刊本，在日本仍有保存。该著作之影印件收入在《古逸丛书》和《四部丛刊》。蒋辉和王定的名字出现于许多页的角上，这是通常可以找见该书匠姓名的地方。请见这套《荀子》刊本的拥有者狩谷望之（ Kariya Mochiyuki，掖斋， Ekisai）于1822年为此书所写的读书题记。感谢胡适博士为我指出了这条材料。

[16] “学院子”这个术语，也出现于《文集》19.4b~6b，11a，12a，22b。

[17] “提刑”是“提点刑狱”的缩写形式。见柯睿格，《宋代初期的公务机构》，剑桥，麻省，1953，50~51页。

[18] “宣教郎”是一名誉性头衔（散官）。见《文献通考》，577b；柯睿格，同上书，82页。

[19] “撩”字（“捞”（网捞，抄起来）的同义词）表示的是把模板框子浸入沤烂纤维的大缸中的造纸过程。这一过程更有名的叫法是抄纸。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7.572页，《天工开物》（1637年刊本的日本影印本） B.71b~72b，以及亨特（ Dard Hunter）：《造纸，一项古代技艺的历史和技术》第二版，纽约，1947年，84~94页。另比较《文献通考》7.100b中“抄造会子”的说法。根据周密《癸辛杂识》（“津逮秘书”刊本），续集， B.47b~48a；撩纸的过程中若加入从黄蜀葵（即Hisbiscus mainhot；《简明生物学词典》上黄蜀葵拉丁学名为Abelmoschus mainbot，有些不同。——译者）或某种其他植物的茎和叶子上榨下的浆汁，会有防止变湿纸张发黏的益处。

[20] 我不懂得第二个汉字（指“▪▪”字——译者），它可能指竹箱或带盖的竹篮。这个汉字也在《龙川文集》20.12a中出现，指能装50个大柑桔的容器。

[21] 这可能指伊尹。《韩诗外传》（“四部丛刊”刊本）2.13b说，“伊尹接趋而趋，遂适于汤，汤以为相。”译为：“因此，伊尹急急忙忙、一刻不停，直至他走到汤面前，汤任命他为丞相。（见海陶玮（ J·R·Hightower），《韩诗外传》，剑桥，麻省，1952年，61页）。由于这个典故似乎不太流行，胡适博士提示我说，这一表述可能指的是那位有意把他的鞋从桥上掉下，而要张良捡起来并替他穿上的老人黄石公的故事（《史记》55.2a~b）。

[22] 本书220页，1~2行出现“一贯先”省，2~3行出现“接履文先”，与所附拼音不合。显然应为“一贯文省”与“接履先生”。——译者

[23] 在《台州府志》（1722年刊本）的宁海县地图上找见了一个叫做大营前的地方，它位于县城城墙东面。

[24] “书院”这个术语的这种用法也可见于《文集》19.9b，11a，23a~b，比较日语shoin（ shoin乃日语“书院”、“书斋”的读音。——译者）

[25] “乘”可当“盛”用。

[26] 关于本书书名的情况，可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1883年刊本）15.19a~b：“《后典丽赋》，40卷，金华唐仲友（字）与政编。仲友以辞赋称于时。此集自唐末以来以及本朝盛时，名公所作皆在焉，止于绍兴（南宋高宗（1131—1162））间。先有王戊集《典丽赋》九十三卷，故此名《后典丽赋》。王氏集未见。”根据《文集》18.27a，唐仲友用政府公款印过小字本的韵体散文选集（小字赋集）。书被送往他拥有的一座书铺销售。据《文集》18.24b~25a，27a~b说，唐还拥有一座染丝绸的店铺（彩帛铺）以及一座鱼铺（鱼鮝铺）。

[27] “是实”可能应为“是时”。

[28] 朱熹的官衔是“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29] 监押是一种地方警察官员。

[30] 《文集》19.24a~26a。十分奇怪的是，尽管有他本人的口供，蒋辉最终还是被释放了。唐仲友只不过丢了他担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新官职而已。朱熹对弹劾的结果十分失望，更使他难堪的是，他被任命为去取代唐仲友在江南四路的职位，于是他提交了辞呈。人臣王淮是唐的亲戚，他可能和唐仲友的其他朋友一起在办案过程中帮助了唐仲友。《文集》l9.16a~b，18a；22.22a~23b，25b。

[31] 宋朝政府先是在徽州，后来又在成都，从1168年起则在临安府制造会子用纸。13世纪中叶，有1200名政府工人从事制造会子用纸，还有204名印刷匠生产钞票。《咸淳临安志》（1830年重刊本）9.7b~8a；吴自牧《梦粱录》（“丛书集成”刊本）9.77。根据同时代人的观察，宋朝政府不得不使用比四川纸张低级的地方纸张这一事实，同时还有禁止伪造纸币的规定并没有严厉执行这一事实.都是伪造纸币盛行的原因。参见曾我部静雄《纸币发达史》，东京，1951年，72~76页。曾我部静雄所写的更早的一篇发表于《文化》7.2（1940）上、关于南宋时期伪造纸币的文章，很遗憾地未能见到。

[32]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刊本，67.13a~23b。

[33] 《文献通考》9.98 c~9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