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土地税制的探析

晋帝国的土地税制度仅有不完整的记载。传给我们的片断记载是如此模糊而且有时还如此的自相矛盾，以至于要对它们作出满意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注解的目的仅仅是点出问题并提出一点看法。

临近汉代末年时，大约于公约204年，曹操以每亩4升的税率征收土地税。^[104]

弄不清楚该税率是适用于所有等级的可耕地抑或只是平均数。汉代的大多数时期，土地税率是产量的1/13。假如我们取3世纪初年的仲长统所估计的每亩3斛为平均产量，地税可能达每亩10升。^[105]曹操制订的低税率也许意味着为艰难时代的百姓减轻了负担。

从另一方面讲，魏国统治者对土地税不必太加注意，因为他们的谷子供应，是由大量的把产量的50%~60%当作租子交给政府的军事与平民佃户来保证的。^[106]在晋代的大多数时期，这一税率得到了遵守。后来它也许变化为一个固定的数量。

在南朝史书《宋书》92.6a中，引用了426年始兴^[107]太守的奏折。这封奏折中提到，在该郡大田^[108]上工作的官员们（大田武吏）中，到达16岁的男子每人纳税60斛^[109]，而13至15岁的男子每人纳税30斛。在488年，根据一位官员的建议，北魏王朝也挑选了1/10的百姓充当政府佃户，授予牲畜，并免除日常赋税、劳役及兵役。他们每人每年要交付60斛粮食。^[110]固定的60斛税率可能要占每位成年人产量的50%~60%。这不应当与普通的土地税混淆起来。^[111]

毫无疑问，从一开始晋王朝就征收了某种土地税。早在第一位皇帝的第六年（270）和第八年（272）所颁布的减免诏令中就用了词语“租”和“田租”^[112]。282年、283年和304年也发布了类似的法令。^[113]但土地税是以何种形式征收的呢？税率是多少呢？曹操的每亩四升的税率被采纳了吗？是和后来某些朝代一样要每人或每户以谷子交付吗？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尽管“田租”这一术语通常意味着按照土地征税，术语“租”在晋代及其后的某些朝代里指的是按亩或按户或按个人来交付谷子。缺乏准确的征收专用术语的情况，可与晚期罗马帝国相比拟，那时候术语capitatio（人头税）既可以指一种对确定的财政单位征收的土地税，又可以指一种根据每单位上劳作的人力和畜力而评估出的附属税，也可以指一种对所有从事耕作的阶级征收的人头税。^[114]

在讨论关于西晋王朝（265—317）土地税的一篇难以解读的文件以前，我们先讨论对土地税有更多记载（尽管其含义也并不总是清楚）的东晋（317—420），东晋的赋税制度概括于《隋书》24.4b：

其课，丁男：

（1）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115]；（织好的）禄绢（即用作官员薪水的丝绸）三尺，禄绵三两二分（2）租米（或脱过壳的谷子）五石，禄米二石。

丁女并半之……其田，亩税米二斗（应为升^[116]），盖大率如此。

谷子赋税是以两种不同基准征收的，这很显然。一种是5石的人头税加上每位丁男附加的2石，另一是每亩2升的土地税。然而本纪及《晋书·食货志》都似乎暗示这两种方法并不同时使用。根据《晋书》，在330年对百姓的田地第一次进行了调查，每亩按3升征税。362年，税率降低到每亩2升。与土地丈量相关的征税体系于377年废除，“自公王以下”每人征收3斛。383年，每人征收了5斛。^[117]四种税率之中，只有362年和383年的税率与《隋书》吻合。

使两种史书相符合的简单方法是假定《隋书》中所记载的系统是383年以后使用的形式。在《通典》4.27 c，5.29 c和《文献通考》2.38a、11.119 c中，《晋书》和《隋书》的这些记载只被分开引用，因此对它们的差异没有作过评论。然而，马端临对377年^[118]

的变化作出了以下令人警觉的评论：

按晋制子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之，当口税二斛一斗，以收二升计之，当口税一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三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www.xing528.com)

陶希圣和武仙卿不同意马关于377年和383年发生的变化意味着赋税更重的解释。^[119]他们坚持认为在377年由于把这两个以谷子交付的税合并为一而减轻了赋税，并且把孝武帝（373—396）的最后年代的繁荣解释成是由于老百姓负担更轻的结果。他们的假设是，记载于《隋书》中的税制在377年以前、甚至有可能从东晋初年起就被采纳了。因而对每位丁男5石的税与每亩2~3升的土地税便一同征收，直至两种赋税被合并起来并降低到377年每人收3斛的税为止。

我同意陶和武把377年的变化看成两税合一的看法，但它并不由此必然引出《隋书》中记载的税制在公元377年以前就已被采纳的结论。我们有在西晋时向每位成年人征收4斛固定数量的记载。^[120]假设直至377年为止的早期东晋王朝统治下的每一部分都遵从相同的税率，这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因而在362年至377年期间，也许存在过一种每位丁男4斛及每亩地3或2升的双重谷子赋税。377年每人3斛的低税率，很可能是为了便于把那些通常免于交税的贵族和官员也包括进来。

偶然的双重谷子赋税还能见之于以后的朝代。在唐代前半段的大部分时间内，老百姓同时既要交付租（每人2石）又要交付地税（每亩熟地2升^[121]），这已被人指出。更早时期的税制并非总是清楚的。除非《隋书》描述过的东晋的制度正如《册府元龟》504.30b上所说的那样为南方各朝承袭，否则对后者的税收情况便可说是几乎一无所知。这一想法得到580年陈朝一封分别提到“田税”和“丁租”（每位成年人交付的谷子）的奏折的支持。^[122]在南北朝，谷子先是按每户征收，后来按每对已婚夫妇征收，不过在526年，对首都洛阳附近的土地征收过每亩5升的土地税。^[123]至少就东晋的某些时期而言，同时征收双重谷子赋税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就西晋而言，在《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帝国土地税税率的记载。惟一的信息是唐代类书《初学记》^[124]征引自《晋故事》的如下一段^[125]：

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斗”应作“升”^[126]）。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疋，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二斛，以为诸侯奉^[127]。其余租及旧调绢，二（原文脱漏“二”^[128]）户三疋，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

这一段弄清了一些问题，但它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每位丁男分配50亩地、3匹丝和3斤绵的赋税与《晋书》26.13b上的典章制度相符。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假设，这一段所谈的是那一时期的规定。4斛税的记载是有价值的，因为并不知道其他关于税的说法。有人提议，4斛是对每位丁男名义上拥有的70亩和他妻子的30亩地征收的，因而税率正好是每亩4升，与曹操的税率相同。^[129]然而，似乎没有理由撇开我们的书中专门说到的50亩不谈，而把它们换成另一本书上的70亩和30亩。

户的九等是如何划定的，这还不为我们所知，然而西晋时束皙所作的《劝农赋》^[130]却给我们描写了关于政府如何定期决定品级过程，不过这肯定是讽刺性的：“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故治民之贱职美，莫当乎劝农。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及至青幡^[131]（被竖起来以）禁乎游惰。田赋度乎顷亩，与夺在己，良薄浃口。受饶在于（礼品）肥脯，得力在于美酒。若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间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则鸡豚争下，壶榼横至，遂乃定一为十，拘五为二。盖由热（饭菜）啖吁其腹，而杜康咥其胃。”

在北魏统治时期，435年的诏令要求根据百姓的财产依九等品级来调整赋税（九品混通^[132]）。“混通”显然是“相通”的同义词。调整被强制实行直至485年左右著名的均田制被引入为止。北魏的九个品级也许就模仿了晋代。^[133]

临近西晋结束时，两位自封的君主所采纳的税收制度也具有参考价值。北中国的蛮人首领石勒在313年对每户征收了两匹布或丝以及2石谷子。^[134]盘踞四川的叛匪首领李雄从每位成年男性那里征收了3斛，从每位成年女性那里征收了1.5斛。每户都还要求交付几丈丝绸及几两绵。^[135]这些可被看作是低税率。

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相信马端临关于晋代土地税制度的言语不多的一般性评论。

（1）按汉以前田赋自为田赋，户口之赋自为户口之赋。魏晋以来，似始混而赋之。^[136]

（2）自是（魏晋）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137]

马端临的解释是，在这些朝代里，每户都要从政府那里接受一份土地，因而土地税能作为按户征收赋税的一部分而征收，这也许是对的。但还须提示两个其他的理由。首先，由于频繁战乱而使大量土地荒废，减轻土地税或者不收土地税会鼓励耕作土地。第二，为保证从土地税中获得适当的财政收入，就需要对土地的拥有状况进行调查和登记。这对一个帝国来说总是一件艰巨任务，而当它衰落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