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世纪末至5世纪初，中国历史呈现出一系列巨大变动。在政治上，它目睹了汉帝国的衰亡并分为三个国家（220—264），西晋（265—317）时期短暂的重新统一，晋代王公们发动的相互间的自杀性战争（300—310），中原内外蛮族或半蛮族[32]的起义和侵略。（从304年起）汉族东晋政权（317—420）撤退至长江南岸。383年，沿着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淝水进行的著名战争，粉碎了那时最强大的非汉族统治者征服南中国的企图。在另一方面，拓跋魏王朝（386—543）的兴起以及它在5世纪初对中国北部的统一，使得南方的汉族人在418年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之后，几乎再没有机会去恢复它已失去的帝国。长达两个世纪之久，中国分别处于南方和北方王朝的统治之下，直至589年靠对南方的征服才再次统一。
文化变革也同样巨大：当儒教伦理教义被重才轻德的统治者曹操公开抛弃的时候，儒教也式微了。[33]在公元190—220年多年动乱之后，重新开张的国立大学仅仅成了那些躲避劳役负担的无能学生的避难所。对经典的研究局限于字的意义及发音的方法，而普遍的原理则被完全忽略了。[34]汉族的及外来的王朝曾做过一些改善国家教育的努力，[35]但成果甚微，学术仅仅靠私人教师而保存在某些家族里。另一方面，佛教开始在整个中国占主导地位。在一两个世纪内，它不仅仅被群众接受，而且还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其依附者当中，也有些人追求的只是依靠佛教寺院的保护以免除赋税和劳役。[36]在印度教义的刺激之下，既作为哲学又作为一种刚建立的宗教的道家也复兴了。这些新信仰及新实践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之深，也许只有在过去一百年中西方文明向中国文明的引入可以与之相比。
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社会与经济变化也具有巨大的意义。首先，我们注意到，据官方的记载，人口急剧减少。在157年，一种官方人口统计把中国人口定为10677960户和56486856口。[37]这些也许是后汉时期（25—220）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在公元280年，当晋帝国处于巅峰状态之时，其人口是2459840户和16163863口，只及汉代的1/4。[38]最低点也许在190—220年这30年中间。那时候的人们相信所剩下的人口只有汉代的l/10。[39]公元280年的人口高峰可能持续了十多年，其后由于连续的内战与蛮族入侵，人口再次减少。大约在公元363年，东晋部队的大都督（译按：桓温）在奏折中写道，南中国的人口甚至比汉代的一个郡还要少。[40]这一说法也许夸张了，因为根据记载，汉代人口最多的郡只有250万口[41]；然而当时的人对人口问题的强调却是有意义的。
人口减少的原因有三方面：人口或者死亡了，或者移民了，或者没有见诸政府记录。第一项显然是主要的。在2世纪末到3世纪那动乱的年代里，生命的确是不被看重的。瘟疫和歉收使得由于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字进一步上升，一再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记载于《晋书》有关经济事务的论文之中。连续地向南移民，以及豪强对其附庸者的“保护”，也是官方人口统计减少的原因。这些因素本身就具有社会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人自中原的北部和西部向黄河下游流域的中心省份迁移，再由这里向长江流域的迁移，从东汉就已开始，那时已归化的匈奴人被允许居住于北部边界，同时羌蛮又再次从西方侵犯过来。至2世纪末，由于中心省份的动乱，这一趋向加速了。人们成百成千、成群结伙地迁移。他们的总走向是往南，但有时也向西南到四川和云南，或者向东北到河北和辽宁。[42]然而最大的迁移发生于4世纪头25年，尤其是304年匈奴人在山西反叛之后。据估计，甚至在最初的年代里（298-307）卷入的人数便已达200万[43]，也就是说，大约占人口的1/8。又据估计，从311年洛阳陷落至大约325年，60%至70%的上层阶级已从中心省份迁至长江以南。[44]到4世纪末，大约有100万的北方人定居于他们在南方的新家。[45]
东晋时期，移民家庭的入籍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这些来自北方的家族声称他们属于原先的州郡，不肯分担他们现在所居州郡的劳役。只是在两位能干的将军领导下，才于364年和412年成功地实行了“土断”政策，即“依居住地入籍”，也就是说，使移民户依照常规的“黄籍”入籍。[46]
豪强对依附者的“保护”措施可追溯至汉代。当2世纪末帝国中央权力衰微的时候，地方官吏与其属民之间的纽带得到强化。政府吏员们私下里认为他们附属于上司，甚至为以前的上司服三年之丧。[47]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有类似的连带关系，有影响的老师可以为其学生免除徭役。[48]故吏即“从前的属员”以及门生（“私人学生”），在2世纪和3世纪都是官吏甚至是将军们的重要追随者。[49]
豪强氏族的成员同一些为了生计也为了得到保护而依附于豪强的无依无靠的家族以及个人一起生活。这些依附者被称为“客”，私下里属于将军和豪强家族的战士被称为部曲[50]，其地位同“客”一样低。部曲和客都被世袭性地占有，可以被作为礼物转赠给朋友。他们和奴的主要区别是：他们不可以出售。在动乱的岁月，他们在其主人带领下迁徙移居，建立新的定居点或在山间建立坞堡。
在汉代，客和奴的数量就很可观，[51]但其数量尤其是客的数量，可能是在三国和晋的时期内增加的，成为奴或客的好处在于可免除公共的赋税和劳役。到了魏的统治者根据其官员的官衔大小授与其保护不同数量客的特权[52]时，对客的保护就制度化了。西晋的规定零零碎碎地记载于我们所讨论的文本之中，相似的但态度更为慷慨的东晋的规定可见于《隋书》24.4a。(www.xing528.com)
东晋王朝要求客在其主人的户下入籍，[53]尽管此项规定并没有一直强制执行。东晋王朝的慷慨态度可能意在鼓励大家族将其保护起来的流浪者按客入籍，但其结果不令人满意。[54]然而，政府并不总是保护既得利益者。有时，尤其在东晋王朝的危急时期，尽管受到豪强家族的反对，奴和客仍被帝国诏令解放并且征募为士兵或运输役夫。[55]
鉴于三国和晋代发生的这些变化，政府尽力通过鼓励农业，建立和修理水利设施，创设民屯和军屯，引导人民定居下来。有关这些活动，在我们的志书中有丰富的记载，而土地制度和土地税制度的变化将在下面几节讨论。
从3世纪起，金属货币的使用开始萎缩。[56]高昂的价格常常以丝或布的数量来表示。大多数赋税以实物征收，在北中国尤其如此。在3、4、5世纪中间的几个短暂时期内，铜币据说曾退出流通。
在志书中几乎没有触及到的两个问题，是技术改进以及海外贸易的状况，公元3世纪中出现了如马钧和诸葛亮这样的发明家。马把绫罗织机上提综踏板（蹑）的数目从50和60减至12，以便使复杂的整经运动能够简单地进行。[57]他依据机械齿轮系列原理而造出了指南车，[58]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的技师。也许是手推车变化形式的、被称为“木牛”和“流马”的两类交通工具的发明，被归之于著名政治家与将军诸葛亮。[59]
然而这些发展也许可被比作其影响难于追踪的流星。更重要的却是下述事实，即灌溉计划以及可能发明于公元前1世纪初的被称之为耧犁的粗播机械的使用被传播到了帝国的所有角落，这正如我们的《志》所说明的那样。水碓即水车，自从公元初年以来就已为人所知[60]，在3世纪和4世纪已十分普及，那时对它的拥有权连同对农庄和奴的拥有权一起作为巨富的标志而被提及。[61]
尽管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陆地通道开辟已达千年之久，相比之下，海上贸易直至我们讨论的年代即3至4世纪还未显重要。到汉代末年，沿海岸线的航行肯定已相当常见。在223—233年吴国试图与统治辽东半岛的公孙家族结盟，以便对魏作战。使团遂被派遣出去。有一次，7000~8000人分乘大约100艘装满礼品的船前去建立外交与商业关系。[62]至于南海方面，吴国在公元3世纪期间所派遣的使节远达柬埔寨南部。[63]来自广东、广西、北部湾（Tonkin）和安南（Annan）的物品和劳动力对吴国确有帮助。[64]
与更遥远地区的贸易也引人注目。公元226年到达安南的罗马商人以及那些派往吴国统治者那里进行调查的人，成为中国和罗马世界早期接触的第二个案例。[65]著名的僧人法显在印度长期停留之后，大约于414年和商人一同从锡兰向东航行。[66]注意到这一点也是有趣的。最早的见于《三国志》的关于日本的大量文献，可能正是中国和日本在3世纪的频繁交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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