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的经济理性——传统中国的罕见观念

二十三年以来，塞基·埃利塞夫教授（Prof.Serge Elisséeff）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对亚洲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作为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系主任，他以远见和领导才能指导了哈佛远东研究的发展。在该系学生的培养中，埃利塞夫教授所一直坚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这是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而言都尤为重要的要求，或许可以由即使是像我所乐于献给他的此文这么相对狭窄的主题，以一种有限的方式来加以说明。

在有关消费和生活标准的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思想总的来说是赞同积蓄和俭省而反对花费和奢靡的。人的欲望被看成是永远不能完全满足的某种东西，因而或多或少地是被当做一种必要的恶而加以控制和管制的。积蓄受到鼓励，以防备饥馑、疾病和不寻常的花费如婚礼和葬礼，而节约或俭朴则因为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而受到鼓励。生活水平上的不同常常被解说为对于政治或社会差别而言乃属必要的标志。而且，在理论上，道德高尚的人和有才智的人应该享受得更多。不过，由于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从古代起就有了基于像“命”（以及后来的“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的解释。心理学上的例证也被用来贬斥花费和奢靡。例如，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很容易的，但要降下来则非常痛苦——因而在吃甘蔗时从滋味较差的部分开始就更为可取，尤其是假如那根甘蔗就是一个人毕生所能享有的一切的话。^[1]

总之，上面这些代表了从政治、社会、伦理和宗教的角度出发的主导性看法。在经济思想的领域，极少有人注意到积蓄和投资尤其是纯粹经济性的投资之间的关系。更少有人注意到在花费和经济增长之间所可能有的关系。这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即使在西方，像是“为了繁荣而花费”和“节俭的悖谬”一类的概念也是相对新颖的。^[2]但另一方面应该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人们却能找到关于花费在全部流通过程或经济流动中的重要性认识的思想片段。本文主旨在于追溯这一在传统中国虽属罕见但却饶有兴味的观念。

从经济上为花费辩护，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那一时期是以经济活动的高水平、思想的骚动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为标志的。已经有好几位学者注意到，对商人的贬抑——从汉代开始成为主导性的——在这一时期并不很明显。^[3]郭沫若在他的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让人们注意到了在《管子·侈靡篇》中的赞同花费的观念，他称之为“石化的观念”^[4]。

《管子》中的这一篇被严重篡改过，有许多地方几乎无法理解。注释者们接受了这一挑战，并提出了许多经常是彼此相左的校勘和改动。对于包含着经济思想的段落，几位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者顺着鼓励花费以促进财富流通和创造工作机会的路向，把解释推进了。^[5]但郭沫若仍当之无愧地是以整篇文章来研究侈靡篇的首位学者。为着方便，我将首先回顾郭的文章，然后接着讨论这一篇和其他有关原文中的相关段落。我将引用并讨论对于“工赈”的一些说明，并以日本的材料来结束本文。

郭指出，此篇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的经济观点。郭的原话是：

他（此篇作者）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实现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业，他虽然重商，但不敢轻农。……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一道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相矛盾。……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6]

整体上看来，上述总结基于经过某些校订的原文片段的合理解释。郭通过毫无必要地使用技术性名词“全面就业”，无疑将原文过分现代化了。但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人们能否肯定冠以“侈靡”之名的这一整篇，或者甚至是其中有关经济的段落是出自一人之手？众所周知，《管子》一书是高度混杂的和百科全书式的，其中包括了儒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以及农家和兵家等学派的观点。^[7]尤其是在包含了归之于齐桓公和管仲名下的对话的各篇中（《侈靡》是其中的一篇），别人的观点和理论常常被引用和批评。重要的是区分开批评和批评的对象，以及注意到删改和添加之处。在像《侈靡》这样被严重篡改过的一篇中，要把零碎的观点重新构筑成一个体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尝试性的。郭的上述总结实际上就包含了歧异的观点。比如说，通过指出花费和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而为侈靡辩护是一回事，但强调商业而又不蔑视农业却是另一回事。进一步说，把值得侈靡限制于中等富裕集团而排除大众和统治者本人又是另一回事。更进一步说，把君子——官员和地主区分为一方，而把商人区分为另一方（尽管两个集团同样的可以富裕），又是另一回事。这些观点并不一定要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体系，作为一种态度或政策，可以采纳其中的一种而并不确认另外一种。因此，郭看来是太沉溺于过分的体系化了。而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将消费与就业联系起来的经济上的论证。

在假定全篇都出自同一作者之后，郭接着讨论涉及到政府、法律、宗教和军事事务方面的政策的该篇的其他段落，将它们比作法家和荀子的思想。郭甚至推断出此篇的时间和作者，结论是它写于公元前190年前后，可能出自荀子的门徒、秦国宰相李斯^[8]的一位门徒或门客之手。郭把此篇视为一个整体，反映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前期商人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并把他们自己凌驾于地主之上的失败了的努力。据郭所说，这种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因为中国是一个内陆农业国，在科学技术达到一定水平之前，这个国家只能倚重农业为根本之业，因而政治领导权只能由地主阶级掌握。用他的话来说：“商人投降了，侈靡说自然也就石化了。”^[9]

在我看来，商人和地主在这一时期中的对立被夸大了。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采纳对思想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就消费和就业的关联而言，任何一个对这一问题足够深入的观察者都能发现它，而且它绝不会仅限于代表了商人阶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商业活动显然能够为这样一种观念的发现和传播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

在对此篇作者的探讨中，郭沫若从7世纪百科全书式的《艺文类聚》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话：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后炊之，雕卵然后沦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10]

在《侈靡》篇中，人们可以找到几乎雷同的句子——“雕卵然后沦之，雕橑然后爨之”，尽管这句话被归于管仲和齐桓公的一次谈话。有人指出，《艺文类聚》中的这一段落可能出自于《管子》中的此篇。郭沫若认为，这一段是关于此篇的一个故事，而出自另一本今天已经佚失的书。他断定，《侈靡》篇的真实作者就是周容子夏（周是姓，容是名，子夏是字）。据郭所说，他不可能生活于齐桓公的时代。正如上面所提到过的，郭认为此篇写作于公元前190年左右。这主要是因为该篇提及了“妇人为政，铁之重反于金”，还提及了五行中由水德到土德的即将来临的转变。郭分别把这些解释为指在高祖死后统治汉帝国的吕后、在汉代早期实际完成的青铜器时代之被铁器时代所取代、声称其统治根基于水德的秦朝的崩溃。^[11]虽然这些看法似乎独辟蹊径，但考虑到上面所谈到的原文的复杂情况，却必须对它们保持谨慎而有所保留的态度。

在由刘易斯·马维瑞克（Lewis Maverick）教授所编辑的《中国古代的经济对话录——<管子>》中，《侈靡》篇被部分地译成了英语。篇名译成了“Generous Rewards”（大度的奖赏）而不是“Lavishness”（奢华^[12]）。篇名和正文的翻译，主要根据被归于房玄龄（578-648）名下的注解（实际上可能是出自于8世纪早期的尹知章）。当用于像是“通于侈靡而士可戚”（82页）这样的句子时，这个意思当然很对。另一方面，这一狭隘的译法在下述段落中就很不恰当了。

伤心的人不可以指望成就功绩。（而另一方面）那些财源滚滚，吃着最精致的食物，吃饭时享受着最美妙的乐曲，在雕琢过的木柴生的火上煮着描画过的鸡蛋的人——这都是些商贾——要到他们的投机生意被阻断，才会得到节制。富人们活得舒适，是因为穷人使之成为可能；实际上，富人们过上奢侈的生活，并不全靠他们自己……（83页）

如果把这段话理解为对侈靡的提倡而不是批评的话，可以把译文校改如下：

伤心的人不可以指望成就功绩。这就是为什么要允许人们吃最精致的食物，享受最美妙的音乐，在雕琢过的木柴生的火上煮食描画过的鸡蛋（或者，更忠实于字面来译：鸡蛋要描画过以后才煮，木柴要雕琢过以后才用来生火）的缘由。朱红色的矿井不关闭，商人就不会呆在家中（而要四处奔波）。要让富人们过得舒适（好让）穷人们有活干。老百姓就是这样自谋生计而不依靠赈济的。他们不是只靠自己就能干活的。他们要有人给钱。^[13]

依我所见，《艺文类聚》那些引文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倡侈靡政策的人的名字，而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这一段极其有趣的文字。

此篇中另一段有趣的文字^[14]在马维瑞克那本书中没有译出。这段文字是为厚葬辩护的：

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其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巨瘗窨，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

人们在这里会注意到，《荀子》中名为《礼论》的一章中也有类似的从经济上对花费的辩护，而《史记》中的《礼书》也引用了它。《荀子》和《史记》在反对墨家强调节用、提倡节葬时，有一系列精彩论述，其中前面的两句可以译为：“谁懂得为了一个原则而愿意去死是养（也即维持和发扬）生（的办法），谁懂得随意花钱是养财（的办法）！”（“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无疑是因为受到了旧的注解的太大影响，沙畹（Chavannes）和德效骞（Dubs）在他们所译的《史记》^[15]和《荀子》^[16]中，都未能把握好这一看似悖谬的论断的第二句。

回到马维瑞克关于《管子》的那部书上，我还想指出，它包含了好几处涉及到从经济上为花费辩护的译文和评论。在第五章中我们看到（49页）：“过分的俭省会限制商业，过分的奢侈则会浪费物品。”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如果统治者不重赏当赏的人，人民（军官）会变得畏缩不前，而且他（统治者）会发现（这样吝啬）得不偿失。”同样的字眼“用财啬则费”在267页上更宽泛也更准确地译为：“过度节省导致完全的浪费。”

在第330页，评论了“失业赈济”，还有从第六十九章译出的、归于管仲名下的如下段落：

在国家遭逢旱灾或涝灾，人民失去了一年收成的年景，就要修建宫室台榭（以给人民就业机会）。要首先雇用那些前（院）没有狗、后（院）没有猪的人（那些人穷得养不起狗和猪）。修建宫室台榭，不只是为了让统治者享乐，而且是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17]

在《晏子春秋》^[18]中，有着归于另一位齐国政治家晏婴名下的一个类似的故事：

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粟，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三年，台成而民振。

很难说这些归于齐国政治家名下的东西，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周时齐国相对而言高度发达的经济。另一方面，应该注意到，尽管这两位政治家都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据说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却是迥异的。传统上把晏婴描绘为一个极其俭朴的人，一件皮衣他穿了30年。当他向先祖供奉祭品时，所供奉的火腿甚至不能装满碟子。相反，管仲据说则过着放纵奢侈的生活。^[19]

为了使对中国古代的上述讨论更加完备，我要从《盐铁论》中摘引一段话。这部书传统上认为是对公元前81年一些政府官员和一群文学之士之间就财政政策展开的争论的逐字逐句的记录。这段话是盖尔（Esson M.Gale）所翻译的^[20]：

大夫曰：故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及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林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味利则本业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

现存本中所找不到的这段《管子》引文，显然应该根据上面的讨论来理解。“味利”，有人认为是指“次要的利”，因为正如卢文招（1717-1796）所指出的，原文中的“未利”应为“末利”。^[21]

从汉代的某一时候开始，工赈的观念蛰伏起来了。而到了又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宋代，它又活跃起来了。^[22]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的事例最为典型：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23]，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名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上面这则故事出自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24]李约瑟博士认为，这位作者“或许是全部中国科学史上最有趣味的人物”，这本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5]。沈特别地注意到范的别出心裁的政策，也许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沈本人对于经济事务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当他1077年做财政大臣的时候，对皇帝作了如下的进言：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乡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26]

这一对于流通周转率的卓越领会，被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注意到了，他自豪地指出，这沈比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早了约600年。^[27]

赈济饥荒的指导书籍，^[28]从宋代开始就有一个规矩，要用一部分来讨论“工赈”（叫做“以工代赈”或“即工寓赈”），并以像晏子、范仲淹和别的人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政府的法令提到了大概是1073年的范的那一个故事，并定下规矩——在荒年用常备仓的谷物和基金来兴办蓄水工程以赈济贫民。^[29]后来各朝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1073年的命令要求此类先进的计划要把所需的劳力和资金仔细列出来，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在清代，1737年的一道指令要求各省所需修缮城墙的详细预算，并要求优先照顾到不同的工程，以使得一有必要就能够毫不延迟地进行工赈。^[30]

中国的这一传统可以让读者联想到现代西方相似的实践。中国很早就提出这样的观念，当然是值得注意的。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的“工赈”和现代国家的“为繁荣而花费”之间，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中国的这一措施主要来自于处理紧急情况时的创造才能，并因而一直是特殊性的，而现代的政策则以远为完备的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并以最佳状态的消费为指归。^[31]换句话说，后者表示着把从经济上的辩护推到了它的逻辑结论。我在相对晚近的中国文献中所能找到的，与经济分析最为相近的东西，是一篇写于16世纪的值得注意但并不广为人知的赞同花费的文章。本文的附录就是这篇文章的译文。

在结论中应该提到，从语言学的角度正确地理解了《侈靡》篇的注解者，有猪饲彦博（敬所，1761—1845），他的《管子补正》出版于1798年，得到了郭沫若的高度赞扬。^[32]《史记·礼书》中困难的段落，被日本学者中井积德（履轩，1732—1817或1816）正确地理解了，泷川龟太郎^[33]著名的《史记会注考证》中引用了它。对于比较制度史，可以举出1783年松平定信（1758—1829）著名的工赈实例，他下令沿着大隈河修筑堤坝，以为贫民提供就业机会。^[34]另一方面，也绝不能把松平对大肆花费的赞同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政策。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就他的《物价论》（1789—1790）和他的同僚们来说，正是他的同僚本多忠筹认为，禁止奢靡会阻碍商业的发展，而松平本人则力倡节俭。这又再一次地证明了在政府政策和经济思想之间所可能有的、甚至是经常出现的脱节。^[35]

附录

16世纪一篇赞同花费的文献

简评

由上海的陆楫（他的盛年当在1540年左右）所写的下面这篇文章，是从他的《蒹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204.2b~4a）中很灵活地译出的。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区分了一人或一家的经济利益与全天下的经济利益。很显然，作者有点认识到了逻辑学上所谓的“组合谬误”，亦即：对于每一部分而言是对的东西，对于整体而言并不必定就对；反过来，对于整体而言是对的东西，对于每一部分而言并不必定就对。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作者提到了孟子的一句话（理雅各译本，269~270页），那位宗师在那里为自己华贵的生活风格而辩护，“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得食于子。”^[36]当然，孟子很快就补充说，这样的生活风格只有对于像他自己这样的高贵之士才是合适的。

《孟子》这段话中包含的“羡”和“不足”两词，在其他古代著作中也出现过，在《管子》中也引人注目地出现过。^[37]在《盐铁论》^[38]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不足”、“散不足”和“聚不足”的令人困惑的讲法。日本现代学者宫崎市定，在他的论文《羡不足论》（ SZ51.1（1940）。27~56）中，指出这些词语都是“羡不足”的转讹，指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

原文^[39]

论治者数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40]：“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总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者也，何者？势使然也。

今天下之财富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琛羞良醖，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www.xing528.com)

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侵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

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

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

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注释】

[1] 吃甘蔗的借喻是从《世说新语·排调》11b和《晋书》92.21a，有关著名的艺术家顾恺之的故事中得来的：恺之吃甘蔗时，常常是从根部嚼到中间。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时，他就说“渐入佳境”（《顾恺之传》，陈世祥（音）译注，1953，14页）。我希望在别的时候讨论生活中定命的概念，以及改变它们的可能性。同时要注意到这一事实：好几本讲算命的书（例如《演禽斗数三世相》，1933，晚宋版的日本重印本）详细描述了“满禄”（“完全的好福气和好运道，九缸酒，十二串钱，担又三桶米，十斤肉，一身衣，一生悠闲又显贵”）到“破禄”（“难喝的酒，一担米，四窜又九个钱，三斤肉，一把姜，三碗黄豆两件衣”）的十二种“禄”（字面上是“薪水”的意思，但也有“命”的含义）。

[2] 关于西方相关观点的综合性考察，参见兹美尔曼（Carle C.Zim merman）《消费与生活水准》，1936，479~536页。关于“节俭的悖谬”，参看萨缪尔森（Panl A.Samuelson）《经济学：导论性的分析》，1948，269~272页。

[3] 冈崎文夫教授和胡适博士的观点，在我的《斯纨博士<中国古代的食物与货币>注解》中提及过。（HJAS13，1950，525~527页）。参见罗根泽的有趣的文章，《管子探源》，1931，附录2《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以及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抑商之理论与实际》，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7（1944），1~22页。还可比较王毓铨《中国早期的货币》，1951，22~53页，这是一份小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精辟提要。

[4]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载《历史研究》1954，3，27~62页（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译者）。

[5]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1955，A.538~631。

[6] 《历史研究》1954，3.37~38。

[7] 罗根泽：《管子探源》1931；鲁恩（P.Van der Loon）：“论《管子》的传承”，TP41.4~5（1952），357~393页。

[8] 关于李斯，参见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一生所看到的秦朝研究》，1938。

[9] 《历史研究》1954，3.62。

[10] 《艺文类聚》80.23a。

[11] 《历史研究》1954，3.27~32.58~59。

[12] 《中国古代的经济对话录——可能写于公元前3世纪的<管子>一书的选本》，译者谭伯甫（音）和文昆闻（音），审订者萧公权，刘易斯·马维瑞克总其事并编辑出版了该书，1954，81~85页。对此书的评论，参见杨联陞HJAS18（1955），284~288页。

[13] 对于最末几句的确切含义，我不能确定。各种不同的注解可参见《管子集校》， A560。两段译文所本的《管子》原文为：“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用。”——译者

[14] 《管子》（“四部丛刊”本）12.7a~b。注解可参见《管子集校》A.582~585。

[15] 沙畹：《司马迁的历史记录》3.214~215：“有谁知道有的人挺身而出，面临死亡的危险而坚持自己的义务，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有谁知道有的人花费极小。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富？”这里对此句结构的理解是正确的。

[16] 德效骞：《荀子的著作》，215页：“他有情愿效死的才智卓越的勇士，为了保全他的生命而宁愿节制。小心谨慎的人花他的钱，用它来保全他的财富。”这里的“他”被误以为是指皇帝，而不是泛指君子。

[17]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未能涉及《荀子》和《史记》中的这一段落。此段原文为：“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闺也。”——译者

[18] 《晏子春秋》（“四部丛刊”本）5.8b。关于此书时期，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2.1255~1256；沃克（Richard L.Walker）《对<晏子春秋>的一些注解》，JAOS73.3（1953，156~163页。

[19]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23，“礼器”7b~8a，43“杂记下”2b；理雅各《礼记》（SBE27）402.（SBE28）165。理雅各《孔子论语》162~163。

[20] 《盐铁论》1931，22页。此处所用的是《盐铁论·通有》中的原文。——译者

[21] 前引出处。但是这个字错讹成了“未”字。

[22] 参见谷霁光“唐末至清初间抑商问题之商榷”，载《文史杂志》1.11（1941），1~12页。

[23] 这显然就是梅尧臣（1002—1060）为纪念范的去世而写的诗句“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之所指。见《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备要”本）15.3b。我要感谢刘若愚教授让我注意到这些有趣的诗句。

[24] “四部丛刊”本，11.6b~7 d。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1955，两册）是一个较近便的校点注解本。胡认为，沈的生年是1031年而非1030年。

[25]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名为《中国科技史》——译者）1，1954，135~137页。

[26] 《续资治通鉴长编》283.7b。

[27]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3，2.342~343。

[28] 1690年俞森编的“荒政丛书”中有几本这一类的书。

[29] 《文献通考》（“十通”本）26.254 c。

[30] 杨景仁：《筹济篇》（作者序言所标日期为1824年）（1883）13.6a~b。

[31] 参见兰格（Oscar Lange）“利率与最佳消费倾向”，《经济学》（新刊）5.7（1938），12~32页。感谢洪博士（Dr.Fred C.Hung）向我提及这一资料，他还提出了以下见解：在西方的经验中，主张增加消费以改善经济环境的消费不足理论，常常在萧条期或经济困难期受到欢迎。中国历史上更常发生饥馑和其他自然灾害，因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学者很早就发现了消费的慈善的一面。这一补充，与从经济上为花费辩护常常在社会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了相对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时出现的论点并不冲突。积蓄好还是消费好，当然要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发展的阶段、积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环境。我还要感谢埃克斯坦（Alex and er Eckstein）博士对这些观点的讨论。

[32] 《管子集校》A.7，18~19。

[33] 《史记会注考证》4.10~11。梁启雄《荀子简释》，1936，285~289页，也正确地解释了这段文字。

[34] 《大日本农政史》（又名《大日本农政类编》），1932，811~812页。

[35] 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松平定信时代》，1936，222~226页，255~256页。

[36] 《管子》52.78.81章，“四部丛刊”本17.2b，22.4b及24.1b。52章（17.2b）中的“义不足”，据猪饲彦博的校订，应作“羡不足”。还可参看马维瑞克《中国古代的经济对话录：<管子选集>》，97~98页，117页，181页。

[37] 第28、29、30章。“四部丛刊”本5.15a，6.1a~1b，6.10a~10b。第28章是布德伯格（ P.A.Boodberg）和林（ T.C.Lin）所译《盐铁论》（载JN（ BRAS65（1934），73~110页）的最末一章，该译文第110页将“前不足”解释为“以前[当作）不足”。

[38] 此处采用陆楫原文，由译者标点，见“纪录汇编”第七十一册，《蒹葭堂杂著摘抄》卷二百四。——译者

[39] 这段话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译者

[40] 这个说法似乎是由司马光第一个提出来的（《文献通考》23，226b），尽管用不同的话所表达的类似观点在更早的文献中也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