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要人质是汉朝为控制各小野蛮国家的一个一般性惯例，为此目的而交出的王子叫做“质子”或者“侍子”。使用后一个名称，是由于这些人质常常在朝廷当侍从或者在皇宫当卫士。他们住在京城，受到善意的对待。另一方面，他们要服从中国的法律和刑罚。来自楼兰的一个当人质的王子就在武帝时被阉割了。[5]
极为有趣的是，汉代时的匈奴也向他们的卫星国索要人质以确保其忠顺。西域的某些小国就发现，他们自己夹在汉人和匈奴人中间，而不得不给这两个大国都送去人质。由于作人质的王子往往表现出对于他所驻朝廷是友好的，他在归国后企图获得权力时就处于能够得到这一朝廷支持的有利地位。激烈的战争有时就在从汉朝回来的王子与从匈奴回来的王子之间发生，而且这就构成了两个大国之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方面。[6]匈奴被打败和削弱以后，也很引人注目地在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20年派送人质到中国。
对于外部人质的详尽研究，可以揭示一个朝代对外扩张的程度与方向。[7]例如，在后汉时期于公元25年肇始时，西域的18个国家送来人质和贡品，要求派遣都护驻扎在那一地区。皇帝却以为中国尚无控制那一地区的准备，而下令将人质遣回。[8]50年后，当班超在中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影响和声望以后，西域的50多个国家屈服于汉朝并送来了人质。[9]2世纪的头一年，当鲜卑人的首领前来表示忠顺时，已经修起了“质馆”，大概位于东北边境，以容纳从120个鲜卑部族来的子嗣。[10]
汉朝使用外部人质，这为后来的中国各朝代所沿袭，其中显著的是标志着另一个伟大扩张时代的唐朝。从各方领土上送来了作人质的王子，而且他们再次像在汉朝一样充当朝廷的侍卫。从新罗来的王子甚至有了充当副使陪同中国的使者一同到他的国家去的权利。[11]714年唐朝鼎盛时，玄宗皇帝甚至颁旨，让有关当局将那些在京城已住了多年、而现在看来已无此必要的人质遣送回去。[12]然而，这一恩宠只是让人质们暂时回了趟家，因为很显然，几年后又要他们回来了。
宋代在征服和扩张上是一个低潮，不过这一制度仍然继续着。西部边境的众多附属部族（尤其是藏族）都送来了人质。人质不是送到宋代的京城，而是置于地方当局的监护之下。大多数情形发生在12世纪。例如《宋史》491.20a中就讲，1003年，多达32个野蛮部族把人质送到了甘肃东部的原州和渭州的地方官手中。从欧阳修给政治家范仲淹所作的墓志铭[13]中，我们可以看到，范在11世纪40年代早期做陕西的军事长官时，允许从各个蛮族来的质子们随意走动。显然是出于感激他的仁慈，或者是折服于他的声誉，没有一个人质借此机会逃跑。关于宋代使用人质的另外两则材料来自《宋会要辑稿》[14]：1017年，皇帝下旨在陕西北部的府州建立“纳质院”（即容纳人质的庭院）。后来纳质院可能是在范的管辖之下。1069年，一个蛮族头领的岳父在陕西西部的秦州当了十多年人质以后，被遣送回去。这已经是在范死后17年的1052年了。
宋代另一次使用外部人质的例子更为著名。当1126年宋代都城开封被女真人的军队所围困时，在和谈期间，康王和少宰张邦昌被送给入侵者作人质。[15]次年，开封陷落以后，女真人让张邦昌做了仅仅存在了几个月的一个傀儡国家的皇帝。同年，康王则成了南宋的始创者。
明代似乎根本就没有使用过外部人质。琉球作为一个纳贡国，它的国王的儿子们和大臣们被允许在南京的太学学习。这些特殊的学生并没有被视为人质，而且这一学习的特权并没有扩大到其他纳贡国。[16]当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在1613年要把他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明朝时，一个军事长官犹豫着接受了这位人质，并将此事奉为“旷典”的恢复。然而，明代的朝廷却以难于断定这位人质是否真是满族首领的儿子为理由，拒绝收下他。[17](www.xing528.com)
在非汉族的朝代中，北魏从它的封国和附属部族接收外部人质。北方酋长们作人质的儿子常常在秋天到达，而在春天离去，以避开京城洛阳的酷热。结果他们从当时的汉人那里得到了“雁臣”（意为像大雁一样的臣属）这一形象的名字。[18]在后世，除了在元朝兴起的期间——那时金的统治和相当一些契丹种和女真种的军官，要送人质给蒙古人以表忠顺[19]——此外，我们很少知道有什么外部人质。
元朝以最为广泛的方式使用人质制度。由成吉思汗所定下的制度是：“所有屈服的国家都要交出人质，贡纳物品，建立驿站，交出户数的登记，并且建立达鲁花赤（daruracˇi即常驻专员）。”人质在过于衰老或死亡时要替换。所有这些要求在1268年给朝鲜的谕令中都有清楚的陈述。[20]
蒙古人所索要的人质明显地与人口成比例。在耶律留哥（他是一个重要的契丹人首领，曾做过金朝的军官）降服的事例中，比例是2%。随着蒙古人的兴起，金代的统治者们对于原来的辽国人民满腹狐疑，命令每一户契丹人必须夹在两户女真人当中。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耶律留哥便向蒙古人表示他的忠顺，当成吉思汗得知耶律留哥控制下的人口总数超过60万（大概其中的大多数为契丹人）时，他要求以他们中的3000人为人质。[21]这种外部人质显然被编入了军队，非常像是下节我们所要讨论的内部人质。
可能是受到蒙古人的影响，满族很早就向朝鲜索要人质，不仅要朝鲜统治者的儿子，而且还要他的主要大臣的儿子。这些人质与他们的家人和仆人一起被安顿在沈阳专门的宫室中。作人质的王子有几次被叫上陪同满族统治者狩猎或者是进行针对明朝的征战，但在大多数时间，人质们还是呆在沈阳。作为他们的国家的特别代表，作人质的王子要与满族人协商诸如赎买朝鲜奴隶的自由和烟草偷运进入满洲一类的事务。满族统治者们不停地索要各种物品。像纸、丝或药物，人质们或者就在沈阳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向朝鲜索要产品。那些被指派来接待这些人质的满族显贵和翻译们，偶尔也会提出秘密的私人要求。
1640年，满族人决定分些地给朝鲜人质，要他们以耕种土地为生，而不是像从前一样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供应。朝鲜人抗议说，像满族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宗主国，应该能够养活来自其封国的人质，但是抗议没有效果，他们只得雇用赎回来的朝鲜奴隶和中国农民耕地。直到1645年满人在北京建朝以后，朝鲜人质才被开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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