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

千百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措施治理贫困，但贫困一直都是人类社会难以摆脱的梦魇。直至今天，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巨大差距，极度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仍存在大面积饥饿问题。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反贫困斗争，经历了“通过制度变革打下反贫困坚实基础”“通过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推动广泛脱贫”“通过精准扶贫全面消除贫困”三个重要阶段，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逐年显著下降、农村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使得中国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世界性减贫奇迹。中国一向是世界减贫事业的倡议者、践行者、推动者，作为全人类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脱贫实践堪称世界各国的标杆与典范，为深陷贫困泥潭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贡献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坚持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筑牢脱贫制度基础

纵观全球，那些战乱不断、政权频繁更迭的国家（地区）往往贫困问题也更加严重和凸显。国家主权统一、政权稳定、体制有效、社会安稳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也是推进反贫困事业的基础。“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良好运行的基础上，中国才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知名的意大利政党研究学者萨托利曾指出，执政党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 ^[1] 执政党是处理公共事务与私人领域关系的重要主体，是协调国家内部各有机组成部分良好运转、汇通建立国际关系等重要任务的指挥者、承担者。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摆脱贫困的制度基础在于执政党的地位稳固、能力出色、指挥得当。在反贫困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取得显著成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当下，这条原则始终没有动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在很多国家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坚强有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消除贫困工作成绩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始终保持核心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地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垂直管理架构，把社会各方各面的资源力量有效整合，确立了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全面深入了解世情、国情、社情、民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具体实践当中，建立了最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制度模式，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卓越性。 ^[2]

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全面管理、对政策法令的有效实施。 ^[3] 从历史维度看，良好的制度体系和权力体系的运行对于一国发展至关重要。 ^[4]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长期减贫实践中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为全世界各国开展减贫事业提供了一条先进思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政权稳健运行，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形势对不利于甚至阻碍发展的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立足实际作出长远战略规划与阶段性发展规划。以土地制度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旧制度没有革除的情况下，经济社会难以摆脱发展桎梏。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释放出大量生产力。为解决土地碎片化、生产资料稀缺、农业生产率低下等客观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土地制度先后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使中国人民由此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再次完成历史性改革，脱贫减贫进入加速期。

二、坚持实施开放性经济政策，筑牢脱贫动力基础

开放性、包容性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一国摆脱贫困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历史经验都表明，封闭只会对国家经济增长造成严重阻滞，并限制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善。具体而言，开放性经济政策的效果发挥路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推动，二是对贫困地区的开发与贫困人口的帮扶。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重大战略，中国经济开始以较高水平持续增长，同时实施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贫困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贫困人口逐年降低。

据统计，中国的贫困人口80%以上集中在农村地区，农村农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改善了大多数贫困人口的贫困境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实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有：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建立新的市场经济、就业、土地制度。 ^[5] 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的农业产业化，将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相融合，通过搭建起一系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平台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回报率。另一方面，农业产品价格明显提升，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数大幅度下降，实现了“滴漏经济学”所论述的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减少贫困的目标。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但是第一产业的增长对于稳定社会、减少贫困具有关键意义。 ^[6]

单纯依靠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减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解决不了贫困地区发展慢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推行中央主导的、有计划的、具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1980年，中央设立第一笔专项扶贫资金——“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对老少边穷地区进行瞄准帮扶。1984年，中央印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两个文件，政府开始推进大规模扶贫，实施“以工代赈”扶贫项目，既改善了广大农村地区的道路、水利、饮水等基础设施状况，也为贫困群体提供了救济并创造了增加收入的机会。1986年，中央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专门机构统领全国扶贫工作，中央拿出专项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开发。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相继出台，扶贫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和制度化，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体充分参与到反贫困进程当中，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发展农业和非农产业、推广实用技术等推动减贫。 ^[7]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及相关部门相继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等文件，制定了到2020年全面消除国内绝对贫困的一系列措施。

短期来看，精准扶贫政策形成了完善的扶贫机制——“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四个切实”的有效保障机制，“六个精准”的具体要求。 ^[8] “五个一批”“四个切实”“六个精准”聚焦的是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和贫困地区的发展，改善的是基础民生，建立的是脱贫攻坚体制机制，在推进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消除农村贫困人口进程中不仅给予外在推动力，同时培育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内在动力。事实上，放眼长期，略观近40年中国之发展路径，我们很容易发现“精准扶贫”与“改革开放”关系紧密、一脉相承，其中的逻辑脉络非常清晰，贯穿始终的关键正是“开放”、“包容”和“发展”。

三、坚持友好合作以促进融通，筑牢脱贫共赢基础

团结合作才是光明坦途，固步自封只会让自己陷入桎梏、难以自拔。共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需要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付出与努力，同样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也将从中获益。

中国发出的“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倡议，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最优选择。“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实际上，中国的反贫困事业一直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也在积极为世界各国提供反贫困的“公共品”。这个“公共品”既包括理论和经验层面的指导，也包括对各国开放的发展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的开放式发展项目之一。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提“一带一路”倡议。自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密切交流，为参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等注入强劲动力。例如，2014年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地区开发、产业项目合作等提供资金支持（2017年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先后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参与国实现互利双赢。“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密切串联在一起，包括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巴基斯坦的“愿景2025”、老挝的“走廊国家战略”、印度尼西亚的“世界海洋轴心”战略、非洲联盟的“2063议程”、塞尔维亚的“再工业化”战略，等等。“一带一路”倡议以多样性为特征，各国以共同参与者的身份在其中发挥作用，各国的利益和合法关切被充分尊重，中小国家无须在大国中间选择“站队”，虽然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宗教背景大不相同，但是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内，冲突可以被控制在较小范围和较低程度以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所讲，“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9] 。

在世界舞台上，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秉承友好包容互惠和开放创新合作的氛围，不但有助于超越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代之以和平互助的伙伴关系，而且更加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也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 ^[10] 。以亚投行为例，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首次倡议筹建；2015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订，最早有57个创始成员；截至2020年7月28日，随着利比里亚的加入，亚投行的成员总数达到了103个，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部分西方国家偏执性地认为，亚投行对成员没有实质性帮助，盲目指责中国意欲借此将经济政治化，提升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进而提高在全球的影响力。 ^[11] 但事实是，自成立之日起，亚投行便与各大世界组织积极互动，以“普惠”价值态度对待国际融资、投资问题，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开放、多元平台。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当中，中国做出了良好表率——虽然自身是发展中国家，但仍对其他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己所能予以帮助和支持，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指出在开展对外援助的60多年中，中国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名援助人员，“先后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中国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12] 。(www.xing528.com)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并非存在于封闭的“小圈子”中。贫穷是世界上很多问题的根源，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他们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无法享受基本的服务和产品，过上体面的生活，解决贫困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享共担，共同助力。

总之，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个国家应摒弃迷信与偏见，减少隔阂、通力合作，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共同商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路径与阶段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对其他发展模式的排挤，而是汇聚世界各国禀赋优势，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结构转型，在将蛋糕做大的同时也将蛋糕分好，切实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那样，“任何进步都不是直线的，有曲折也有反复”，“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世界各国互相理解、充分信任、锲而不舍，前景一定是无比光明的。

（孙咏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注释】

[1]Giovanni Sartori, Downloaded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Press, 2005, p. xxi.

[2]吴家庆、瞿红：《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第14页。

[3]E. 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60, p. 208.

[4]周光辉、彭斌：《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2—24页。

[5]胡兴东、杨林：《中国扶贫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

[6]汪三贵：《中国特色反贫困之路与政策取向》，《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21页。

[7]孙建北：《贫困与扶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

[8]“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四个切实”，是精准扶贫的保障机制，即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六个精准”，是具体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9]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0]习近平：《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 夯实共赢基础》。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301.htm.

[11]Mike Callaghan and Paul Hubbar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Multilateralism on the Silk Road”,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6, 9（2）: 116-139.

[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65426/16654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