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我一直不断来到中国。同时，我也一直同我的长期合作伙伴朱亚当合作，以各种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虽然中国有很多成就，也有无数值得一讲的故事，但我认为同中国承诺2020年底前在全国消除极端贫困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建立的国家体系比较起来，其他的故事都不足以代表真实的中国，也都没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我发现，中国的脱贫攻坚是消除外国人对中国偏见和改变他们对中国刻板印象的最佳故事。其中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脱贫承诺和行动，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知之甚少。
外国人读到的有关中国扶贫的文章，通常都是泛泛而谈，使用的都是诸如“8亿人”这样的大数字。这些数字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很难打动人心。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脱贫工作，就必须去听一听一个个贫困家庭的脱贫故事——几千万个家庭的脱贫故事。
在过去30年里，尤其是在过去15年里，我和我的长期合作伙伴朱亚当走遍了中国各地，走访了100多个城市和无数个县、乡、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采访，撰写了一批图书和文章，并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
做过这一切之后，我自认为对中国已经很了解，但是直到我开始实际深入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山村之后，我才真正对中国在扶贫工作上所作出的努力感到钦佩。我得以同贫困村民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他们中有通过创办企业脱贫的人，有易地搬迁到城镇郊区居住的人（也有虽然极度贫困但却拒绝离开故土的人），以及那些因为生病或虚弱而需要得到社会保障的人。他们的生活让我感同身受，我好像也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同他们一起踏上了脱贫之旅。
同时我也惊讶地发现，许多中国城市居民并不了解中国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尤其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人。在我与这些年轻人，包括出生在大城市的农民工的孩子们的交谈中，我感到很悲哀，因为他们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发生在村里和乡里的历史性变迁，而那里不久之前还是他们的父母生活和务农的地方。
这就是我要致力于向全世界——也包括中国——讲述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的原因。我必须把这些中国故事讲出来。
重庆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中唯一一个不是海滨或离海较远的城市，又是中国大西部地区的门户。而中国西部的贫困程度历来都是很高的。作为一个直辖市，重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它所面临的脱贫攻坚工作。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重庆在扶贫工作的制度建设和措施执行上走在了全国前列。因此，当重庆出版集团向我提出了撰写这本书的选题构想和指导意见时，我非常赞赏他们的真知灼见和担当精神。我和朱亚当都十分乐意参与其中。
扶贫工作意义重大，通过扶贫工作去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不辱使命、取得扶贫工作的成功，能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和组织能力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一点在当前背景下尤为重要，因为全世界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全世界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数亿贫困人口，希望从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中得到启发。
中国迅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数量都非常低，这让许多外国人惊叹不已。对此我想指出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战和全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及其强大的组织能力。
因此，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就要去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系是如何实际运作的。
关于中国的精彩故事有很多，但首屈一指的却是脱贫攻坚的故事。
有些外国人总是心怀偏见地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权力、经济统治和军事扩张，但是当他们发现他将扶贫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时，很可能都会感到惊讶。7年来，我一直在跟踪习近平对2020年底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执着追求。
在改革开放之初，尽管中国领导人就扶贫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但他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增长上——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地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发展故事。但是，从世纪之交开始有一个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那就是中国仍然有大约1亿人继续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或许因为地处偏远山区，或许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教育或工作机会，也或许因为老弱病残，无论中国经济如何增长，也无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收入有多高，这些贫困人口都始终摆脱不了贫困的桎梏。
中国确立的第一个国家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百年目标”，即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要达到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能到了时候我们说还实现不了，再干几年。也不能到了时候我们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他说：“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精准”的意思就是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扶贫工作的程序、方法以及相应的扶持政策，包括对贫困的标准定义、贫困人口的认定标准、个性化的脱贫措施和方案等。
2013年以来，中国通过严格、量化、透明的程序实施精准扶贫，每年成功使1000万到1400万人口脱贫。一开始他们就使用了标准的方法，即年收入，确定哪些人是绝对贫困人口，同时对医疗保障、教育和卫生设施等情况展开摸底调查。
每一个贫困家庭都要确保得到帮扶，每个村庄都指派专员负责实施精准脱贫计划。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组织的书记相互协调，定期随机实行第三方评估，以确保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公正性。
我见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时，他直言相告说：“穷人在哪里？穷人在农村。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大部分受过教育、有技能的村民迁移到了城市，留下来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能力自寻出路。有些人不会说普通话，有些人不仅缺乏技能和能力，还缺乏想法。他们已经穷惯了，对政府等靠要；他们甚至不敢梦想更好的生活，对自己毫无信心，认为自己祖祖辈辈就一直是穷人，好像他们命中注定就该贫穷。”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刘永富自问道，“发展产业需要带头人，但是村子里没有人才。因此，我们向12.8万个贫困村庄输送了人才。这些干部以前都是县级以上的政府官员，或者是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我们派他们去帮助村民制订发展规划，解放他们的思想。”
2019年7月31日，由朱亚当监制的《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在美国公共电视网位于南加州的旗舰电视台SoCal首播。我们在这部纪录片中讲述了中国加速脱贫攻坚、力争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内幕故事。这也是第一部在中国以外主流媒体播出的深度介绍中国脱贫攻坚的纪录片，2020年5月该片再次在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
我们的国际摄制团队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我们的制作搭档中国国际电视台合作，史无前例地深入到中国各地，置身于中国大规模扶贫项目之中。我们见到了贫困村民、地方官员、扶贫监督员，也就是那些接受扶贫的人、那些派去实施脱贫的人以及受聘对扶贫工作进行监督的人。这部纪录片通过跟踪记录六个实际脱贫案例，生动而贴切地展示出中国扶贫工作的真实状况，而这六个典型案例又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扶贫战略以及为实施该战略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工作体系和组织架构。例如，在如何确定谁是穷人谁不是穷人，以及如何认定谁已经脱贫的问题上，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民主评议会”。这个评议会给予每个村民自己投票的机会。扶贫官员们未必能掌握全部真实情况，村民们彼此却是知根知底的。
尽管世界各地都在与贫困作斗争，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实施整村易地扶贫搬迁——把人们从偏远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从而给他们提供一个过上好日子的真实机会。
但是，理论上听起来不错的东西在实践中未必奏效，这就是我想看看这条措施在实际工作中能否取得实效的缘故。
我去了贵州省的惠水县，那里的一些村庄正在进行整体易地扶贫搬迁。村民们从偏远的小山村里搬到了70公里外的明田新村。当明田社区的第一书记杨薇带着支部委员巡视刚刚搬迁进来的贫困家庭时，我开始跟随她逐户走访。我了解到，搬迁到这里的村民都享受免费住房。一个四口之家的住房面积可达80平方米，即人均20平方米。政府还提供了全部基本家具，包括沙发、床、厨具和电视。
但是，这些曾经是乡下农民的人怎么才能掌握全新的非农工作呢？我来到了一个烹饪培训班，认识了其中一个曾经是农民的学员，他正在学习烹饪，准备做厨师。我和他的祖孙三代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所有人都很感激他们过上新生活，但是也有一个人认为当地政府没有兑现（关于收入的）承诺——即使当着我和房间里其他人的面，他也不怕，照样抱怨了一番。
然而，并不是每个村民都同意搬到新的社区里去，毕竟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原来那一片土地上，故土难离。我来到代京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他的工作就是说服剩下的少数村民搬迁，政策规定无论是他还是政府都不能强迫人们搬迁。
即使能在产业（小微企业）、教育和易地扶贫搬迁方面取得成功，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存在如此庞大的资金流以及官员的仕途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势必也会产生滥用职权和违规操作的风险。虽然扶贫过程中出现欺骗和腐败行为并不意外，但是仍然令人不安。
扶贫工作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为减少欺诈行为而建立起来的“第三方评估”制度。
例如，我们的纪录片就关注了由西南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一个评估小组。他们工作起来就像一队执行军事任务的士兵一样。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权和训练之后，他们从学校出发，跋涉300多公里深入四川省的农村之中。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考虑是，由于第三方评估人员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区，他们很可能不认识他们将要对其作出评估的任何官员，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受到个人关系的影响。
他们的任务是对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和问题展开评估，同时也对扶贫官员们的政绩展开评估。
为了确保当地官员不事先为评估作准备，评估小组往往只会在最后一刻作出对哪里进行评估的决定，通常都是在评估开始的当天上午。
对学生的动员工作确实很像一次军事行动。数百人在农村分散开来，对扶贫工作是否开展得当进行检查并作出诚实的评估。
我们影片的导演彼得•格策尔斯（Peter Getzels）采用了跟拍的摄制方法来制作这部纪录片，使其具有真实电影或观察电影的风格，并以展示而非讲述的方式进行剪辑。所有故事都自然展开，穷苦百姓的讲述都很坦率——很有震撼力，让观众体验脱贫工作的全过程。
一个颇有些人生阅历的美国人在看完我们的纪录片之后说：“我没想到（扶贫）能取得这样积极的结果。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听过太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所以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下层民众根本不关心。”
2015年至2019年，全中国有近300万党员干部在农村扶贫前线工作（这是累计数——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人数约为75万人）。扶贫工作的规则十分严格，每个扶贫干部都必须达到各自具体的量化脱贫目标，否则就得不到升迁。所以官员们都很清楚，他们的事业成功与否，都将取决于他们在扶贫工作上取得的结果。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把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称为“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时，立刻引起了我的重视——在对中国长达30年的持续观察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具有如此重要性的说法。很显然，这是中国领导层对自己抱有充分信心的宣示。
在我看来，中国遏制并将继续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与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成功具有明显的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
对此，有三个重大平行因素值得考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身体力行，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不仅仅是发出指令和公告，而且是通过中央政府和省市县乡村五级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切实执行计划和实施项目。
这五级地方政府都由党的书记——五个级别的党组织的书记——直接领导，我跟踪他们的扶贫工作，跟踪每个党组织书记的具体工作职责与他们的集体工作如何有机啮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党的书记都认为扶贫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我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很清楚他们不是在为我演戏，也不是为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许他们认为我会写书、写报道或拍电影）而编造谎言。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的身体力行。他不断亲临贫困地区指导工作，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推动脱贫攻坚，为各级领导人和官员树立了一个必须效仿的榜样。习总书记视察过五十多个贫困村——这是我最后一次统计的数字，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了。同样，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他亲临医院视察，与抗疫一线的工作者亲切交谈，极大鼓舞了整个国家的抗疫斗争。习总书记无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要强调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他不仅鼓励党政干部定期走访贫困地区，自己也深入贫困地区与群众直接互动，了解情况。
习总书记已经把扶贫工作作为其领导力的象征。扶贫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也是他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他说：“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习总书记在谈到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主要工作时，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相当引人注目的话：“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作出过这样的宣示。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走访了几十个贫困乡村和贫困家庭；他在中国国内的每一次视察中，都强调要了解当地的贫困状况以及正在采取什么样的减贫措施。他说过：“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自2015年以来，习总书记针对扶贫工作主持召开了七次跨省区专题座谈会——包括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重庆、北京——每次会议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分析问题、研究策略、部署新项目。习近平说，这样的会议可以有效解决扶贫工作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足以调动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中国多个强省与湖北的多个城市结成帮扶关系，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其实这一战略早就运用在了扶贫工作中——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各省市之间建立起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关系。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我就相信中国能够战胜疫情。我有三个理由：中国的坚定决心、巨大能量以及随时应变和改进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的实践。
中国以惊人的动员能力阻止疫情蔓延，彰显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心。政府不仅发布了严厉而果断的指令，并对违反禁令的行为进行快速而严厉的惩罚。
整个国家立刻依令行动起来。这就是中国宏伟的“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这同他指挥脱贫攻坚工作时讲的话是多么相似！
具体而言，“举国体制”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最初这个概念用于体育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和培养。国家集中调动全国的资源和力量，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习近平总书记将“举国体制”应用于更宽广的视野，比如科技、扶贫、疫情防控。换句话说，就是要集中所有力量，团结所有人民去实现国家全局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够聚焦和集中经济资源，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实施大型国家计划。
当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体系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确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优势并不是评估一个社会制度的唯一标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在抗击疫情上表现出来的动员能力在全球卫生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像中国那样快速动员起全国的力量。而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动员能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体系所具有的巨大组织能力。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正是运用了与此同样的决心和动员能力，同时确保了党的领导同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协同一致。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通过坚忍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得到了证明：对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武汉和其他城市实施封城，涉及的总人口可能高达6000万；挨家挨户进行体温检测；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网格化管理体系的作用；推迟春节后几亿人的返工潮。
同样，中国脱贫攻坚的能力，通过中国精准扶贫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证明：每年有1000万到1400万贫困人口脱贫，包括数百万贫困农民从偏远山村易地搬迁到在城市和郊区新建起来的移民新村之中。
中国扶贫工作的成功，靠的是全国上下一致的严格、规范、量化、透明的扶贫程序。
中国的成功还取决于其“举国体制”优势，这在中国的抗疫斗争中再一次彰显无遗。
中国为何能有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答案也显而易见，这里不存在什么阴谋。其实很简单：隔离，不折不扣的隔离。这不是美国或西方那样的隔离，而是非常严苛的隔离。
中央政府的隔离令一旦下达，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谁也不能违背。甚至在一些公寓楼外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以确保无人外出，除非持有用于购买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正式出入卡（大约一周可出门两次）或从事特殊的重要工作。这很残酷，但非常有效。生命得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保住了。
任何政治制度都要权衡利弊，而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命令自上而下，命令必须服从。
在举国体制下，一旦政府决定做某事，那么整个国家就必须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去做。所有工作必须同步进行，公民必须服从。
这就是我们在欣赏中国实现其宏伟脱贫目标，从而改变亿万中国人的生活时所学到的一课。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举国体制和举国执行机制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中国的成功确实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就是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这一切才有可能实现。
我是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我很欣赏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从严谨的规划开始到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直至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信息反馈和适时航向修正。
就扶贫工作而言，这就意味着采取五种方式应对不同的情况：发展生产，创造可持续的微型企业；易地搬迁，把贫困人口从偏远贫困地区转移出去；教育和技能培训；对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生态补偿；以及社会兜底保障、医疗补贴和对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直接进行资金扶持。
中国制定了扶贫工作的“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自以为了解中国的我再一次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每一户贫困户竟然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档案中都有一份专门针对这户贫困户的“精准”扶贫计划，计划中明确列出了如何使其生活水平提升至绝对贫困线之上的具体帮扶措施。这就意味着全中国有数百万个这样量身定制的贫困户脱贫计划，而且每个月都要对这些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记录在档案中，这些档案资料经过数字化后被汇总上报，供中央政府研究分析。这可是数百万个家庭啊！
还有不少事情同样让我感到惊讶，比如中国的地方官员会被派到贫困乡村负责扶贫工作，为期两年。我曾经在海南省中部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的一个偏远村庄参加过一次“民主评议会”，在这个会上村民投票把一个父亲患有癌症的年轻人确定为贫困户，而当另一个人经投票确定已经脱贫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我还目睹地方官员因扶贫工作不力被问责，他们的仕途前景因此变得黯淡。
随机应变和改进的能力是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我谈及中国在过去40年中取得显著发展的五个主要原因时，我都要提到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当然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跟踪新冠肺炎疫情时，我注意到了中国领导层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态度——他们坦率地承认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www.xing528.com)
同样，在扶贫方面，政府也一直致力于防止弄虚作假和腐败行为。
由于政绩关乎个人仕途以及扶贫工作投入资金巨大，弄虚作假和腐败行为也就不足为奇。2017年，中国共查处12.21万起腐败案件，其中有4.87万起涉及扶贫工作，超过发案总数的三分之一。
政府发布这些不讨人喜欢的统计数据值得称赞！中国绝不允许数据造假、侵吞资金等行为影响扶贫目标的实现。
阻止致命性疾病的传播同阻止任何传染病流行一样，尽早采取防控措施是关键所在。但是，如何才能建立起有效的预警系统呢？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海量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不同的公共和私人源头，质量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一方面，谁也不能否认虚假信息和谣言会增加人们的焦虑，引发恐慌，从而破坏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以社会稳定的名义限制信息传播又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地方政府如果一开始就淡化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性，就会延误国家对整个疫情防控作出及时反应。
有鉴于此，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他反复强调这两者绝对不可接受。习总书记鼓励各级官员因地制宜，创造性地积极开展工作。2006年我在杭州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时，他就对我说过：“我们要始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各级干部要勇于担负起领导和决策的责任，努力为老百姓做好事。”
比如有些地方官员明明知道有些工作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但因为他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于是他们就选择不去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例子。习总书记就十分反对这种不作为的态度。
习总书记呼吁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透明确实是关键。
脱贫攻坚战也是如此。例如，在推迟召开的202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为了检验脱贫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全面了解贫困人口脱贫实现情况，国务院扶贫办2020年将开展脱贫攻坚普查。
我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像是一次对扶贫体系的“压力测试”。困难有助于甄别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也有助于看清哪些人可以依靠哪些人不能依靠。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官员们迫于在短时间内实现艰难的扶贫目标时，一些人可能会“抄近路”，甚至捏造数字。
我很赞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独立督查巡查工作，他们明确表示，如果发现任何弄虚作假或欺诈行为，将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并严肃处理，以确保扶贫的结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政府的透明度越高，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就越大。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告诉我，尽管在2014年就已经为贫困户建档立卡，但其中很多都是虚假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有偏差，二是一些人搞腐败，把贫困户的身份私自给予他们的亲戚。经过2015年和2016年两年的深入调查和整改，情况已经得到改善。现在可以保证建档立卡的基本准确性。
这一方法既适用于扶贫也适用于控制疫情。中国表示将完善信息收集和反馈、纠错和决策体系。政府也明确表示将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吸取教训，从而提升其治理能力，也包括其在脱贫攻坚方面的能力。中国共产党认为，自我纠错能力是其显著特征之一。
如是，就像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获得成功作为全球遏制新型流行性疾病暴发并阻止其传播（全球化和普遍存在的航空旅行无疑加剧了这种传播）的转折点一样，他们也很可能会承认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功是全世界努力根除极端贫困的转折点。
历史很可能要感谢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开创了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先河，就像历史很可能要感谢中国首创了使如此多的人口摆脱极端贫困的方法一样。
毫无疑问，全国一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取得了惊人成功，但同时也打乱了经济，转移了人们对其他一切事情的注意力，包括对脱贫攻坚的注意力。交通阻断，一些农民无法在种植季节到来之前及时返回他们耕种的土地；农民工无法重返城里的工作岗位；农村养殖业、加工业发展受阻；大量农产品滞销。
此外，罹患重大疾病和经济不景气带来了新的贫困人口，同时也使得一些已经脱贫的人重新返贫。不仅如此，地方官员都把精力从脱贫攻坚上转移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许多人至今仍然担心零星病例的出现或第二波疫情的暴发，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诸多障碍正被一一克服，但是由于时间已经损失、经济也受到了损害，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将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时限推迟到2020年以后。对此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没有人会予以非议。
但是，在2020年3月6日召开的大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电视电话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的既定目标，发出了感人的号召：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必须如期实现。
习总书记把这个目标称作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他强调，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总书记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他强调，既要帮助人们自己努力摆脱贫困，也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习总书记仍然坚持在2020年底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既定目标。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这是他在进行了充分调查和分析之后作出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4月他在陕西省考察时再次把重点放在了扶贫上，明确表示中国既定的扶贫目标不变，并进一步明晰了未来的工作主线。
要理解习总书记坚持实现这一既定目标的主要动力，就必须了解2020年这一特殊年份的意义。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这是构成习总书记称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小康社会”，其最初的定义只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目标：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两个“倍增”，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习总书记给这一定义增加了一个新的条件，指出无论中国的人均GDP和个人收入有多高，只要还有任何中国公民继续生活在绝对或极度贫困之中，那么中国就不能宣称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标，也很有真知灼见，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政策。
因此，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在2020年底前彻底消除极端贫困。现在正是艰难的最后冲刺时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无疑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具挑战性。
在推迟召开的2020年全国人大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强化对特殊贫困人口兜底保障等。
当然，挑战是存在的。而最大的挑战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它带来的巨大社会混乱和经济放缓具有长尾效应。其次是全球经济普遍下滑，这是由突如其来的大范围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经济衰退导致不再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公司购买以往那么多的产品。最后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压力。
展望未来，政府呼吁加强监管、给返贫群众提供帮助，同时推动乡村振兴，以帮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我发现，在目前国际交流的敏感时期，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是打破外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最有说服力的故事。当我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的时候——提供第一手资料，让自己走进中国最贫穷的地区，近距离目睹、体验扶贫工作的实施过程——很多外国人都感到惊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习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竟然把扶贫当作国家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同时公认中国通过实实在在的隔离等一系列严格措施有效遏制疫情蔓延之时，我想强调的是，尽管所有政治制度都各有利弊，但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中共政治体制正是那个成功消除极端贫困的同一个中国政治体制。
中国的精准扶贫尽管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但至少仍然面临四个挑战。
第一，数据是否可靠？如果实施扶贫的官员同时又负责对扶贫结果的评估，这就显然是一个矛盾。我说过，我看到过一些独立的审计人员，他们经常在不提前通知审查对象的情况下展开突击检查和抽查，但是我也听说一些数据值得怀疑，因为地方官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越来越依靠独立审查并严厉惩处弄虚作假的官员。
第二，官员们为了获得政绩希望人们脱贫，而村民们则希望继续被列为贫困户以获得更多的扶贫补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某些个案的处置考验着官员的智慧。
第三，一些人确实刚好达到了脱离极端贫困的指标，也因此兴奋不已，但是如何才能防止他们在2020年之后再次返贫？中国的减贫事业要想真正获得成功，脱贫成效就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第四，勉强高于极度贫困线的生活其实也远远低于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因此离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还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扶贫工作并不会在2020年结束。
在2020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坦率地承认：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虽然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他们都不再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对此心存感激，但是以中国当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标准来看，他们无疑仍然还很贫穷。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万海远和孟凡强的研究报告，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如果以每月1090—2000元的标准来界定中低收入者，则该群体的人口规模总量会达到3.64亿人。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14亿人口中，约9.64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3）的月收入低于2000元，也就是每月280美元（按2020年5月汇率计算）。根据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报告，近43%的人口的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近69%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约84%的人口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约95%的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仍然处于生存线附近”。
万海远和孟凡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准确认识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客观评价中国真实的收入分配差距情况，清醒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的相对位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长期不会改变。
要在中国真正消除所有贫困并使脱贫成效具有可持续性，扶贫工作不仅必须继续持续推进，而且必须继续作为首要工作来抓。这确实是一次“长征”。
2019年初，中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的总人口减少到了1660万，而到2020年初，贫困人口又进一步减少到了550万。尽管最后的任务总是最艰难，尽管中国又突然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仍然在朝着2020年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前进。
2019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重庆市进行了考察。他在考察中强调，要把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脱贫攻坚的明确目标。所谓“两不愁”指的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指的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在重庆，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一次高规格跨省区的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虽然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已经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习总书记仍然号召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总书记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这无疑给战斗在脱贫攻坚前线的官员们增加了压力。他要求各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会议前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中午抵达重庆后，立即转乘火车和汽车，前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习总书记一行沿着蜿蜒的山路，辗转三个多小时抵达大山深处的中益乡华溪村。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陪同下，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一所小学。他在那里重申了他的承诺：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习总书记走进师生食堂，仔细查看餐厅和后厨，了解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情况。他希望老师们扎根山区，献身农村教育事业，为群众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在探访一户因伤病原因暂时丧失了劳动力，生活还比较困难的家庭时，习近平说，要重点做好那些尚未脱贫或因病因伤返贫群众的工作，并补充说，要加快完善低保、医保、医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施，用制度体系保障贫困群众真脱贫、稳脱贫。
习近平说：“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
在一位靠种植中药材脱贫的老党员家房前的院坝里，习总书记与村民代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坐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发言。习总书记说，他就是想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还有哪些问题。他告诉乡亲们：“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他强调：“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乡亲们要一起奋斗，努力向前奔跑，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一年后的2020年4月，中益乡正在建设以蜜蜂为主题的农业旅游一体化项目。该地区将成为“中华蜜蜂谷”——一个以蜜蜂为主题的游乐园和一个蜜蜂博物馆正在建设中。
习近平曾经访问过的极度贫困村华溪村，现在满山的梨树果实累累，房屋扩建、翻修一新，村民们用上了电和抽水马桶。华溪村靠着农业、中药材、文化旅游这“三条腿”脱贫致富，不仅成为重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也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
华溪村的发展验证了习总书记2019年在重庆考察时说过的话：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组织消费扶贫，加大培训力度，促进转移就业，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岗位。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那些看到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空前成功的人们还必须认识到，这种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大政府治理体系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虽然所有政治制度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但是如果没有如此强大的权威，中国是很难实现其扶贫目标的。
今天，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有人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心，对中国的动机表示怀疑。我们希望我们的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能实现两个目的：首先是向人们介绍中国是如何开展扶贫工作的，其次是要消除人们对中国的偏见，即便是在观看的那一刻让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变也好。
尽管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相比，条件和文化不同，但是中国相信其扶贫经验能为它们减贫提供帮助。
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贫困人口从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中获益，一批脱贫“老大难”在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终于摆脱了贫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国的扶贫成就是一个发展奇迹。
中国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中国认为，这些历史性成就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继续。
世界可以从中国成功开展的扶贫事业中学到一些什么呢？无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然，中国希望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最贫穷国家分享减贫工作各方面的经验。
但首先，要警惕一个问题：国与国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同民族的国民性也不同。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的脱贫计划丝毫不加调整就完全强加给另一个国家。
其实，最重要的是方针。中国的扶贫方针很明确：“精准”扶贫必须因地制宜，必须建立清晰的实施组织架构并对扶贫工作进行监督和核查。
然而，我认为更加重要的一条是：一个国家要取得脱贫成功，首要的条件是领导层必须对完成脱贫目标任务具有绝对坚定的决心。还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所说的那样：“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他的这句话向各级官员乃至整个国家都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因此，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重要一课：国家高层领导必须把扶贫工作作为国家的首要工作来抓，否则扶贫不可能成功。
其次，高层领导必须赋予每个实施扶贫的人应有的权力和资源去实施国家的扶贫计划。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向我解释了他的行动使命：22个贫困人口较多的省份向中央政府郑重承诺，立下了军令状，要在2020年底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们不能达成目标，就要“军法从事”，也就是受到严厉的处罚，就好比军事审判一样。
就脱贫计划而言，必须考虑到标准、措施、机制和程序等方面的问题。确实，中国已经在小微企业、教育、整村搬迁、生态补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开创了成功经验，其他国家可以借鉴这些做法。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地方政府齐抓共管、层层落实扶贫责任制的治理格局，也是值得借鉴的。
归根结底，所有国家在与贫困作斗争时都应该认识到，确保各级官员把扶贫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至关重要。这项工作只能自上而下推进，这是中国给世界上的十分重要的一课。
我们很高兴能将这本有关中国的脱贫之道的书同时呈现给中国和世界的读者。脱贫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大规模的扶贫工作使8亿多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在过去的7年里又使1亿脱贫“老大难”人口实现了脱贫。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成就，它将被永远记入史册。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中国的精准扶贫事业很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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