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历史与发展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从20 世纪初期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对这段时期农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一些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受西方农业经济学的影响；一类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受苏联经济思想的影响。

（1）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

这一时期，卜凯、马若孟、O ·E ·贝克、F ·B ·泰勒等不少外国经济学家用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农村生活，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技术学派”。技术学派的观点曾经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依据。

卜凯（John Lossing Buck）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 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 个省17个地区2866 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在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 个省168 个地区16786 家农户，他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所得出的结论是：华北80% 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 左右，四川和广东的自耕农为50% 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18.8 亩左右土地。也就是说，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 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则达到89%，但英国、美国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9 世纪30年代，卜凯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本书，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因此，卜凯认为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 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和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

美国教授马若孟（R ·H ·Myers）通过对当时中国农业研究，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是在1890-1937年的近50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下降。二是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农民从中受益，并在较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三是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其原因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四是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1913-1938年间，华北农产品价格上涨了40% 。在实物定额地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地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带来的损失。五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藉以市场经济而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留下来的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207-210，220，229. 247-257，292.）。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设施，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农业金融机构，使比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

（2）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

这一时期，以梁漱溟、陈翰笙、梁庆椿、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革命者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分配学派”。分配学派的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https://www.xing528.com)

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提出了他们化解“三农”问题的对策思考。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弄到目前这步田地完全是因为‘愚’‘穷’‘弱’‘私’四个字在作祟。要救中国，便得先救这四个字。”而要救这四个字，则需倚重于乡村建设。

梁庆椿的《世界粮食问题》，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研究粮食问题的权威著作。此后他发表了《各国学者所见农业经济学目的之比较研究》（《浙大农业经济学报》代发刊词）和《论吾国过去农业经济研究之缺点及增设研究机构之必要》两篇论文，评述了当时世界各国及我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

毛泽东于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从1927年1月4日起至2月5日共32 天，毛泽东又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 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等。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对中国各地农村的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们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在题为《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的论文中，利用各地调查材料说明，土地分配不均，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贫下中农无地少地，遭受地主、富农残酷剥削，使农业生产力低下。对农业经济贫困现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

关于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他的论文《农业与工业》（1945）中指出，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与工业总保持着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粮食作为农业与工业之间重要的联系因素，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粮食供求的数量和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次，农业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供给来源，这种原料供给在工业化初期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分析了联系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因素，指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劳动力，但并不排除在短期内，因工商业扩张不利或萧条而形成人口的回流现象；第四，分析了农民作为消费者为消费目的购买工业品、作为生产者为生产目的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农业与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之间的联系；第五，指出了农业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帮助发展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