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之，出自这两位之手的总司令部“清洗”经济界的草案递交给我方是在1946年12月初。战争期间，上述公司在职的董事以及审计人员，不管是专职还是兼职、具有其他职务的人、具有同等或以上的支配能力的人员，一律进行“清洗”。这样一来，处于日本经济能力中枢的企业几乎悉数网罗，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都面临被“清洗”的严峻局面。当时认为必须着眼于日本经济重建的总司令部经济局等部门通过各种办法倾注全力试图缓解局面。
总之，出自这两位之手的总司令部“清洗”经济界的草案递交给我方是在1946年12月初。首先成为经济界“清洗”对象的公司的标准定为（一）资金1亿日元以上的公司；（二）公司产品支配10%以上市场份额；（三）从事过军需工业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的恶劣经济活动的企业；（四）在殖民地或占领地从事过开发活动的主要企业；（五）不管资金如何，具有巨大经济支配能力的公司。
按上述标准捕捉到的公司大概有240～250家。战争期间，上述公司在职的董事（经理、副经理、专务董事、常务董事、一般董事）以及审计人员，不管是专职还是兼职、具有其他职务的人、具有同等或以上的支配能力的人员，一律进行“清洗”。这样一来，处于日本经济能力中枢的企业几乎悉数网罗，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都面临被“清洗”的严峻局面。作为日本政府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跟民政局直接进行交涉。当时认为必须着眼于日本经济重建的总司令部经济局等部门通过各种办法倾注全力试图缓解局面。(www.xing528.com)
但是，尽管日本方面进行了如此这般的努力，比较小的公司都因各自的性质而被调整，结果中枢性的企业基本都网罗已尽，日本方面主张理应以是不是和平产业为判断的标准，然而就连这样的主张都没有得到承认。尤其根据草案制定者的性格，对财阀公司的追究是极其严厉的。说到此，还是彼此之间见解的不同，是意识形态或者哲学的不同，可以说是谁也没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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