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地方层次，从沟桥事变到战败期间，地方行政机关的基层人员凡彼时当过长官的一律要“清洗”。其中包括县知事[3]、市长、镇长、村长以及居民委员会主任。接着是与大政翼赞会[4]有关的、从县到镇、村的支部负责人，此外还包括顾问、参事、评议员，从当时情况来说，举凡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都一网打尽式地悉数“清洗”出公职。另外包括其他团体的地方分支机构的人员也都遭到了“清洗”。对日本政府冲击最大的还是前二者。
县知事在最初的“清洗”中就已经清除了一大半，全国的市、镇、村长、居民委员会主任，仅仅因为“在那特定时期在任上”就追究战争责任，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令人无法接受。当然，这个问题在另外的意义上，即从战后的地方民主化立场上，为了重新选择新一代领导人也算多少有可以理解的地方，那也就算了，但即便如此不也应该采取别的措施吗？日本政府认为，不管当事人平素的思想、行动如何，都一网打尽式地一直到最末端组织，大张旗鼓地追究战争责任，这完全不符合“清洗”的本意。岂止如此，还一味地引起很多国民极大的怨怼，增加了地方的混乱。
总司令部当局感到了我方的态度格外强硬，但当时仍然没有要改变根本方针的意思。显出多少能倾听我方主张的苗头是后来同意把居民委员会主任从“清洗”对象中排除。然而，关于市、镇、村长，无论我们怎么说，他们还是坚决反对解除对他们的“清洗”。我们建议说：“那就一个人一个人地调查他的实际行动，等着个人审查的结果吧。”然而他们说“不行”。(www.xing528.com)
除了市、镇、村长问题以外，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对大政翼赞会地方支部扩大“清洗”。对此，我们当然也强烈地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如果完全接受那就意味着地方的领导层将被彻底扫地出门。
我们的主张是，翼赞会跟德国的纳粹那样的志同道合的政治团体从本质上是不同的；由于制度的规定，市、镇、村长自动成为支部负责人以及其他相关负责人；顾问、参事、评议员等，个别人除外，完全是名义上的职务；由于当时这个团体确实有无法拒绝的隐衷，所以如果按总司令部指令进行“清洗”，则地方上即便是相当稳健的人物都将被清理出去，这就给地方自治带来巨大的困难。然而总司令部方面始终坚持强硬的态度，结果对翼赞会仅限于顾问、参事、评议员做了某种程度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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