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第一次组阁的1946年5月，正处于战后人心浮动、物质不足、特别是粮食匮乏的时代，不仅如此，还有趁此不幸从政治方面加以利用的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说什么百年大计，那可不是能够考虑到将来并据此采取对策的轻松状态。说得极端一些，处于只能顾及当天的窘境。加之完全无从了解战胜国的对日处理方针和意图，严厉的命令接连下达。而且在避免与联军发生大的摩擦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针对战败后出现的问题考虑出各种应急处理措施。
我第一次组阁的1946年5月，正处于战后人心浮动、物质不足、特别是粮食匮乏的时代，不仅如此，还有趁此不幸从政治方面加以利用的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
高喊着要吃粮的示威运动还算好的，一些人借机率领游行队伍，恐怕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闯入宫中厨房，属于极其欠缺常识的粗暴行为。除了破坏性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当时政府部门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即在与每天都迅速加剧的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同时，到底采取何种手段才能确保国民生活的基本稳定？今天回顾当时，基本没有留下足以值得特别加以记忆的自己做过的事情。说什么百年大计，那可不是能够考虑到将来并据此采取对策的轻松状态。说得极端一些，处于只能顾及当天的窘境。(www.xing528.com)
战败后，欲养无食、欲住无家，加之从海外撤回的军队、军属等在外国民高达数百万人，从死伤人员的补贴到军人复员的军事相关事务自不必说，战时损毁的铁路、港口、道路、桥梁的修复、治安秩序的维持、国民粮食的筹集等都需要处理。加之完全无从了解战胜国的对日处理方针和意图，严厉的命令接连下达。而且在避免与联军发生大的摩擦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针对战败后出现的问题考虑出各种应急处理措施。每天都忙于处理突发事态，宛如梦中一般，也是我第一次内阁时代无法掩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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