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苏联进驻北海道，元帅的明智抉择

元帅比较现实，深明事理的同时，善断而且强势。善断标志着他的判断能力很强。我曾亲自听元帅说过，占领开始不久，苏联加紧收获最大的战胜利益，他们向总司令官要求以提供苏联兵力给占领部队的形式，进驻北海道。元帅直接严词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这件事是我前几年外访，在纽约会见元帅时直接听到的。占领当时，我也听说过类似传闻。元帅担心如果同意苏联的要求，以后会非常麻烦。^[1]

捷克、波兰等原来不是共产国家，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国家呢？苏联首先派军队进入这些国家，以军队为撬棍发动政变。发动政变，仅依靠共产党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派驻军队。如果按照苏联的希望让苏联军队进入北海道，今天的北海道毫无疑问会变成东德、北朝鲜。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将被分断为两个国家，将遭受到不止丧失千岛群岛程度的损失。仅从这一件事，作为日本国民，就应该向元帅当时的“直觉”和“善断”表达满腔的谢意。

回想补余：

麦克阿瑟之问——和辻哲郎（文学博士 东大名誉教授）

文教审议会上讨论了什么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在第一次会议中，吉田话里提到的麦克阿瑟提问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今天还不时想起来。提问的内容如下：

“我在日俄战争时期便来到日本见过很多将军。他们都有各自的风格让人感觉非常好。然而这次，时隔三四十年再次来到日本，又见到众多将军，却感受到与以往非常不同的印象。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同一种群、同一民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吉田被麦克阿瑟这么一问，不知道如何作答，他向审议会的各位提出问题道：“大家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对今后的文教政策可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啊。”

麦克阿瑟的观察角度也许不能说很客观。无论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因为时间不同，情况发生了变化，感觉也就会不同。即使同一个人，或许也会给人以相当不同的印象。而且恐怕无法简单地认定众多将军都是如元帅所讲的那样。尽管如此，日本的将军们相差一代人，便集体性地给观察者以不同印象，令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如果从前者的代表东乡、乃木，后者的代表东条、荒木贞夫来观察，不会不明白麦克阿瑟之问的深意。

东乡、乃木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将军们，少年时，受到的是《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典籍的教育，是在性格已经形成后再学习西方军事学的。与他们相反，东条、荒木等人为代表的下一代将军们，开始便在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二者都是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天皇谕旨）的熏陶下成长，大概不再诵读《论语》《孟子》。于是，《论语》《孟子》培养出来的将军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儒雅风貌，给麦克阿瑟以好印象，而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培养出来的将军们，完全就像不同人种一样，给元帅以坏印象。

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因此吉田不可能无视这点单纯地提出麦克阿瑟之问。如此一来，吉田提到的麦克阿瑟之问问的是，为了培养后来人的道德素养，使用古代典籍好呢，还是使用不像古代典籍那样迂腐，而是根据现实需要适当编写的可以使人简明扼要地获得基本要领的说明书类的书籍好呢？我感到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

我对此发表看法是在第二次会议上。正好我那时读了从高木惣吉处借来的一本书，是日本海海战时在东乡长官身边的秋山真之参谋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的海军教科书。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好，是一本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据说后来长期在培养海军士官方面发挥作用。然而如果问起使用秋山的教科书培养出来的海军士官中是否有像东乡、秋山那样的优秀海战指挥者，回答是没有。由于太平洋海战发生于武器革命的背景下，需要新的战术战法。但是从那本书里学不到能够适应变化的创造性能力。过于面面俱到的教育反而会使创造性思维的萌芽枯萎。我以此为例，阐述了在培养道德素质方面，看上去迂腐的古代典籍要比看上去简明扼要的说明书类书籍更有效果的意见。当然，我没有重归中国古代典籍的想法。西方的古代典籍，印度的古代典籍，都可以成为教材。经过长期涤荡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中蕴含着使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吸收西方文明时，更应该从根本上吸收西方文明源头的西方古代典籍。

我的意见比较迂腐没有被大家接受，不过我至今依然坚持我的想法。

回想补余：

天皇陛下与麦克阿瑟元帅——奥村胜蔵（驻瑞士大使，原外务次官）

我先后两次担任天皇陛下与麦克阿瑟元帅会见时的翻译。

第一次在战争结束当年的9月27日，陛下第一次到访元帅居住地美国大使馆时。从当时的日本国情来说，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将其视作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情的人们煞费苦心，慎之又慎。而且“不需闲杂人等回避的巡幸”这一点也是头一次，有关人员用心之良苦非比寻常。(www.xing528.com)

当天上午10点前，陛下从“御文库”出发。皇后送陛下到门口处的情景让我印象颇深。我们首先过二重桥，在祝田桥右拐，经樱田门、警视厅，通过虎之门来到美国大使馆。那一带交通量相当大，陛下的专车不得已要降低速度，甚至有时和首都电车平行慢慢行驶。

在大使馆的玄关处有元帅的两位属下出来迎接。进入大使馆后，直行几步右侧是一间书房，藤田尚德侍从长、石渡庄太郎宫内大臣等随从人员都按照要求在此等候，只有陛下和我被带到位于使馆内部的大会客室。麦克阿瑟元帅一个人在门口迎候。

陛下刚一走进房间，元帅便说道：“请站在那里。”正装的陛下默不作声地站在房间正中后，元帅迅速站到陛下右侧。我内心正揣测接下来会怎样时，很快戴着“陆军摄影组”袖标的士兵走进来，架起照相机，照了两三张照片后，又很快退出去。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那张合影。

才9月下旬，其实并不冷，房间内的火炉里却燃着熊熊火焰。偌大的房间里没有任何装饰，空荡荡的。

我的座位距离元帅很近，能清楚看到元帅的脸部。长年征战的疲劳在他脸上刻出深深的皱纹，紧张的面容显得苍白。但声音铿锵有力，语意清晰明了，很不擅长美式英语的我翻译起来也没有困难。

陛下和元帅的会谈，我记得各种内容加起来45分钟左右。最初的寒暄结束后，元帅的语气一变，开始用演讲腔调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主要内容是元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英语表达无懈可击，但他大量使用书面用语，而且每段话非常长，翻译起来相当吃力。

这次可以称为“世纪会谈”的见面进行期间，不时会有大使馆的签证官身穿日式正装，脚穿白色短布袜踏着竹皮草履，将火炉用的木材放在盆里悄无声息地捧进来，使房间里洋溢着无法言说的幽默气氛。元帅演讲般说了一通后，接下来的内容近似闲话。例如，他说自己和日本有四十年的渊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曾经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作为副官陪同他任海外驻军将领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来过日本。

根据日美当局间针对第一次会见的协商结果，当天陛下到达大使馆时和离开大使馆时，均由元帅的两三名下属出迎和送行，元帅只在会客室门口迎送。陛下到达时，元帅按照协商结果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回去时，元帅特意将陛下送到大使馆玄关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陛下一行返回皇居后，我马上将会谈的内容报告给藤田侍从长。侍从长说，陛下返回途中，心情很好。

顺便提一句，外务省中比我英语强的人有很多，为什么让我做翻译呢？我很不解。后来社会党的曾祢益（当时在外务省政务局）告诉我是吉田的指示。

第二次翻译是在1947年5月6日，陛下第四次造访元帅时。实际上，第一次会见后，我提出担任情报部长这一本职工作的同时兼任翻译工作的话，时间安排不开，因此请求由专职人员担任翻译。碰巧第四次时那位专职翻译生病，便找我救场。

之前的大约一年半时间里，陛下两次会见元帅。即自然而然形成半年会见一次的规律。因而，第四次会见应该是按照上述规律进行的。陪同陛下会见元帅时，我特别注意到两人见面时的氛围非常和睦。元帅满面红光，显得非常年轻，而且前面提到的大会客室墙上挂着很多幅画，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用品和漂亮的花。我记得那时麦克阿瑟夫人也来到日本，住在大使馆里。

元帅谈话期间，数次使用“陛下”这一词语。这是在第一次见面时，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表达方式，变化巨大。第一次会见，每当他在演讲般的谈话中停顿时，会转向我非常严肃地说：“告诉天皇！”感觉非常刺耳。

关于陛下与元帅的会见，一直经常收到报纸、杂志社等的约稿，我总是坚决拒绝。不过，现在毕竟和当时形势已经不同，而且时间也过去很久，感到可以利用吉田出版回忆录的机会简单谈一下，因此写了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