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与联合国,特别是美国过高评价日本国民的抵抗意志有很大关系。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关于美国的占领政策这样说过:“世界大战中,美国犯过两个重大失误。开战时极度轻视日本,战争末期又过高评价日本。”这不仅仅针对日本的军事能力,也适用于其他意义的抵抗能力或者日本国内情况。
说到底还是因为在瓜达卡纳尔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等所谓南方作战的战场,美国引以自豪的高度机械化,意外遭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使其痛苦地感受到日本人战斗力或者说精神力量的强大。
关于这一点,后来,总司令部的将军们总是对我称赞日本战士世界第一强悍。据这些将军们说,他们估计在战争最终阶段的本土登陆作战中,联军至少将付出50万人的牺牲。美国人如何过高地看待日本的抵抗意志,如何对此充满恐惧,仅从他们的话语中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不只是美军,像英联邦军,战争较早阶段,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等地的作战中遭受到日军的惨痛打击,对日本人抱有相当大的恐怖和憎恶。(www.xing528.com)
正因为过高评价或者说过高预估日本的军事抵抗能力,在雅尔塔协议中,为请求苏联对日参战付出了高昂代价。如前所述,即使在战争的最终阶段,都没能想象到日本会那么干脆地投降,没有出现预计中将要进行的大规模登陆作战。
而且,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对日本抵抗能力的过高评价,不仅限于军事方面,可以说也存在于结束对日登陆作战后的国内统治方面。也就是说,不难猜测美军当时想象,即使联军成功登陆,日本军的一部分仍会扛着抵抗大旗跑到大山深处继续负隅顽抗,就算到不了那种程度,大部分日本国民对占领管理依然会有组织地抵抗。
这种情况下,日本投降以前,在美国本土制定的占领管理构想,现在想来,当然是非常严厉和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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