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国内关于能否与德意签订反共协定存在争论，政府受到陆军的强大压力，好像已经决定签订协定，不过要事先征求一下驻外大使和公使的意见，因此向我问询是否同意。我的回复是反对签订反共协定。之后，驻英的辰巳荣一、驻德的大岛浩两位武官来到我处进行说服。不过，我实在无意改变自己的看法。
我之所以反对签订反共协定是因为：我强烈感到虽然军部辩解说这不过是单纯的反共即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却完全是表面文章，内里毫无疑问暗含着与德意结盟对抗英法，进一步对抗美国的图谋。加入轴心方后肯定不久便会发展为政治、军事上的结盟。如此下去，日本的未来发展前景实在令人担忧。
但无人顾及我的担心和反对，与德国签订《反共协定》[5]后，意大利也加入进来，协定得到强化，最终发展为军事同盟，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些姑且不论，因为我顽固反对反共协定，终于使军部给我打上了反战思想人物的标签。
“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德国政府认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努力实现共产国际之目标，并欲为此动用军事力量，确信此种行为不仅对缔约国的国家安全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产生威胁，为维护共同利益，特签订如下协定：
第一条 当缔约国一方遭到苏联主动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任何有利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行动，并立即商讨为保护共同利益应该采取的措施。
第二条 缔约国在本协定生效期间，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条约。”
意大利加入日德反共协定是1937年11月6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于1940年9月27日。
回想补余：
《反共协定》与吉田——辰巳荣一（原陆军中将）
1936年9月，吉田担任驻英大使期间，我作为大使馆副武官到伦敦履职。当时，《日德反共协定》被视作外交方面的问题正在被讨论。日本政府的方针是决定签署该协定，但因其外交问题性质，中央的意思想在正式协定签署前争取得到驻外大使、公使们的同意。
当时主要的大使、公使们都对签署该协定表示赞同，只有驻英大使吉田一个人持强烈反对态度。因此，刚刚到任的我便接到陆军中央部“向吉田大使解释签署反共协定的目的，争取得到他的同意”的命令。(www.xing528.com)
我按照命令，向吉田大使劝说道，该协定以防共为目的，不含有任何政治、军事意义，希望他给予同意。但是，吉田大使一副“竖子不与之谋”的态度，根本不听。他这样解释道：
“日本军部总体上过高评价了纳粹德国的实力。世界大战（第一次）中受到协约国残酷打击，而且海外领土悉数失去，再怎么说德意志民族伟大，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也不可能恢复到能够抗衡英法甚至美国的程度。英美拥有横跨整个世界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而且其长年形成的政治、经济潜力实在不可轻视。
“军部声称与轴心国的协定不过出于单纯防共的目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而已。可是，缔结这种协定，明显意味着日本将与轴心国为伍，将来必定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军事性质的同盟。如此一来，高喊打破现状并付之行动的轴心国一旦发动战争，大势所趋，日本便会陷入站到英美对立面、与其进行战争的境地。
“尽管现在世界列强基本分为两个阵营，但日本决没有到主动跟随轴心国的时候。从国际形势的现状来看，我认为日本在外交方面具有弹性才是聪明的做法。即使需要站队，与其选择德意倒不如选择英美。我确信这是对日本将来有利的道路。”
吉田的上述言论，观点清晰、条理分明，结果我不仅没能说服他，反而接受了他的观点，便直接向中央发电说：“无力说服。”
那之后过了几天，具体参与该协定签署工作的驻德武官大岛浩（后来升为中将，驻德大使）乘飞机从柏林来到伦敦。不用说，他是替代人微言轻的我来劝说吉田大使的。吉田和大岛武官的会谈，从当日下午5点左右一直持续到8点多。原本预定会谈结束后，7点左右开始大家共进晚餐。然而，主客二人迟迟没有从会谈室里出来，以致大厨抱怨特意制作的菜肴都凉了。
好容易会谈结束，一起坐到饭桌前。吉田还是像往常一样脸上挂满笑容，妙语连珠地发挥起他拿手的侃大山功夫，完全看不到刚刚进行过一场重大论战的迹象。而大岛武官心情非常沉重，第二天早晨便乘机离开了伦敦。大岛武官的努力，在信念坚定的吉田面前也以碰壁告终。
上面做出了决定，当年11月，《日德反共协定》签署生效。道不同不相为谋，吉田后来离开英国归隐园林。不幸的是，吉田的预言成为现实。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日、德、意三国结为同盟。我在签订反共协定时，还怀疑吉田的话，没想到日本真的卷入到与英、美为敌的大战漩涡当中。
以顽固著称的吉田其信念之坚定令人惊叹。他在商讨反共协定时，竟然已经敏锐地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甚至预见到日本的参战，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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