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药产业创新与发展探析

相比化学药产业，生物药产业的发展相对较迟。生物药产业对生物技术的要求较高，导致该产业难以和化学药产业一样有较快的发展。但是生物药由于药效较好且使用后的副作用小等特点，具有较为可观的前景。数据显示，生物药行业中的生物制品和生物技术的历史仅有二三十年，但在过去的十年里，生物制品和生物技术的收入以每年16%的速度在增长。从生物药行业的整体分布来看，该行业主要是集群分布，全球的生物制药企业主要位于研究型大学周围。比如英国是生物药企业在欧洲最大、最成熟的分布集群，中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生物药行业也不断呈现出集群分布的特征。从面临的挑战来看，生物药行业面临的压力主要在于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作为生物药行业的关键部分，主要指生物工程和各种生物科学。规范来说，生物技术是利用细胞和分子来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Mehta S，2008）。生物药行业既需要开发和维护新的生物技术，又需要突破高等生物技术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撑。从广为人知的基因工程技术到如今的新兴技术，比如干细胞、组织工程、siRNA等，生物技术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会给生物药企业的发展带来契机。然而生物技术的创新与研发需要高成本投入（高水平的风险资本、训练有素的创新研发人员、高额的设备成本），因此在全球生物药行业中，中国的生物药行业仍然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生物药行业的发展规模来看，全球生物药的市场份额持续增加，并且其中的单克隆抗体药物是全球生物药市场中最大的细分领域之一。欧美国家在生物药行业的发展水平是相对较高的，中国作为“后起之秀”，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规模增速高于全球水平。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生物药企业创新技术的提升与政府对生物药行业的政策支持。从2012年的《国务院关于印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到2018年的《关于做好17种国家医保谈判抗癌药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都表现出国家政府对发展生物药的鼓励与推动。与此同时，中国对生物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而生物药可以应用于癌症、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疗，因此国内对其的需求也有明显的增加。从投资黏性来看，生物药行业的企业家相比其他领域的企业家更不容易退出投资。生物药领域的企业家是把创新当作他们的控制点，会专注于通过科技创新来创造价值，而不会急于确立企业的退出机制（Schubert.D.，2015）。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物药行业的市场承受能力与风险较难把控。生物药这一医药细分领域有较广的市场前景与效益，但对应的技术要求与风险也是较大的。因此，生物药领域的企业家认为面对这些不可能预测或控制的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创新，用科学创新来建立价值。总体而言，生物药行业的高投资黏性也为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基础。基于较为稳定的投资，生物药行业可以较大程度地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以推动生物药的研发与生产。

从最新的发展来看，生物药行业虽然持续增长，但表现出“从繁荣到萧条”的可能（Fergal Lalor，John Fitzpatrick，Colin Sage，Edmond Byrne，2019）。生物制药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相比化学药物，生物药的结构并不是已知的，其内容主要是复杂的蛋白质。蛋白质分子的大小，以及不同温度或者pH值下的不同变化都会影响化学药物的药效，尤其是涉及治疗病毒的分子。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生物药物，要保证其稳定研发与生产，难度是较大的。在这样的现状之下，生物制药行业或多或少会因追求盈利而对生物所处的环境造成危害。比如，研制的生物药在无意间被排入自然水系或者其他地区，其中的抗分子性质和自然中原有的微生物形成“对立”，从而破坏了自然环境。这一现象从深层次来说就是影响了生物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生物药行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便成了生物药行业打破当前“萧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里的可持续涵盖了从技术、环境、社会因素到生物药生命周期等多环节。针对此，Fergal lalor提出解决这一问题要应用工业生态模式（Fergal lalor，John Fitzpatrick，Colin Sage，et al，2019）。首先，生物药企业要开发新药或者优化当前的化学药物，尽可能降低生产所需的生物药数量，减少排放。再者，生物药行业可以追求新疗法，但新疗法产生的效应是否积极难以确定。另一学者Allen认为大数据可以应用于此来为生物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大数据研究对生物药行业是较为重要的，可以应用于生物制药行业的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的一级或二级分析、潜在安全信号的检测及生物药剂的有效性测评。并且，大数据对生物药行业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使企业更好地理解患者对药物的利益、风险的平衡，帮助企业研发、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物药产品（Allen，A.J，2016）。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美国、韩国乃至欧洲的国家都面临着生物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美国而言，其生物制药工业是在19世纪末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因生物技术的出现，该行业迎来了飞跃发展的契机。然而作为在全球生物药这一医药细分领域发展较好的美国，在2000—2008年间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多数生物制药公司在此期间是处于亏损状态的，整个生物药行业亏损了数十亿美元。这一现状使美国学者和企业家也开始关注到本国生物药企业的“不可持续”问题。Liu.S.聚焦于美国生物药研发过程的不确定性、长时间性和高成本性这三个特点来对美国的生物药企业进行分析，并结合Myriad的案例分析，最终得出美国的生物药企业可以通过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来解决企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这一结果（Liu S，Lazonick W，2010）。战略控制层面是指生物药企业应该有能力将企业拥有的资源转化为技术创新。基于此，再结合企业的组织整合与财务分配，来实现生物药企业短期利润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平衡，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的生物制药行业还存在着另一明显特点，即集群化。集群化使得美国的生物药企业之间可以明确地考虑区域合作的空间维度，通过集群来影响生物专利经济的价值，促进知识的流动。并且美国生物药企业集群地的选择多为研究型学校周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政府对企业扶持政策的发布（Sonmez Z，2015）。与此矛盾的是，Caner T在研究美国制药企业集群与联盟网络结构的关系中，通过互补机制与替代机制揭示了美国生物药企业集群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Caner.T，2007）。两者研究的差异性其实并不影响公众对美国生物药企业的可持续性分析。企业集群带来的技术乃至人才的网络结构一定程度上对生物药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有影响的，但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对这一网络的“吸收”。那些能较大程度利用好企业集群等资源的生物药企业，便可结合企业的战略规划及组织结构等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欧洲而言，凭借较强大的科研能力，欧洲的生物制药产业虽不如美国强大，但在全球生物药市场上仍有较重要的地位。在2012—2018年间，欧洲生物药产业的投资翻了一番，可见欧洲在该产业的发展较好。但是由于生物药企业融资缺口较大等问题，欧洲生物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较小。面对这些问题，欧洲开始聚焦于探索生物仿制药。生物仿制药也就是生物相似产品，欧洲对其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认定，将生物相似产品定位为对已经授权的生物制品的复制药物（Beck，Alain，Reichert，Janice M，2013）。生物仿制药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在扩大使用的同时降低医疗成本的，但该类型产品的创新度不足，且可能因生物自身效应等问题带来副作用。因此，Beck强调欧洲在投资或较大规模生产生物仿制药，并将其投入市场时，需要对其实施警戒计划，保持溯源，以积累问题证据，做好药物的质量把控（Beck，Alain，Reichert，Janice M，2013）。从具体的国家来看，不同欧洲国家的生物药产业发展情况也是有差异的。意大利生物药产业的发展相对平稳。不管是在生物制药的风险投资、研究经费还是专利数量方面，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的排名都较靠前，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米兰的Genenta Science Thermo公司。Genenta Science Thermo公司主要专注于研究癌症干细胞治疗Temferon。与之类似的还有瑞典的ADC Therapeutics公司。而荷兰的生物药企业主要侧重对生物培养基的研究，西班牙的生物药企业是侧重生物诊断技术的发展，法国则是发展了多发性骨髓瘤同种异体CAR-T疗法。

虽然欧洲生物药行业的地位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欧洲的生物药产业也存在和美国类似的集聚现象，并且其产学合作更为明显。以意大利为例，Anna Giunta研究了意大利产学合作的关系，证实了意大利生物药企业由于聚集带来的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性会增加研究型学校与生物药企业的发展概率与强度。并且大学与企业的规模及学术研究的质量等因素都会对学校与生物药企业合作　的强度产生影响（Abramo，Giovanni，D'Angelo，et al，2009）。事实上，生物药企业与研究型大学的聚集是可以理解的。生物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它的增长与盈利主要取决于成功的研究（Jafee，1989；Zucker，Darby，1997）。因此，大学的研究人才与实力的确可以为生物药企业的成功研究助力。与此同时，企业的社会效应与经济实力也可以促进研究型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存在互惠互利的相互作用（Cockburn，Henderson，2003）。意大利生物药企业聚集的例子侧面反映出欧洲的生物药行业得以平稳发展的潜在原因是生物药企业与研究型大学形成了“集体”。因此，欧洲生物药行业要继续维持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维持“聚集”这一现状，并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与学校研究合作质量等途经来增大两者合作共赢的强度。(www.xing528.com)

聚焦中国与韩国，我们可以发现生物药产业是在不断转型的。中国已经通过建设生物技术园等措施创新了生物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企业的繁荣；韩国则是促进小型、以科学为基础的生物药企业的发展。韩国生物药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但1998年的金融危机后，韩国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调整，开始加大对中小型生物药企业的推广与扶持。事实上，韩国在生物技术的发展方面是相对较早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就紧跟技术趋势，推动了生物技术的发展（Choi et al，1999；Rhee，2003；SEO，2005）。在此之后，韩国还不断通过发布法律、建立大学的生物相关专业、成立专门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等方式来促进生物技术在本国的发展。之后，对小型企业的助力促进了更多小型生物企业的出现，并且生物药研发机构和生物药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衍生出很多积极的效应。最主要的效应便是韩国的财阀开始聚焦生物药行业，并投入大量资金。资金的投入使得韩国生物药产业在开发新药方面取得了很多显著成果，进一步推动了韩国生物药产业的良好发展（Hwan Wang，Jenn，Chen，et al，2012）。

然而，中国生物药的发展与韩国则有所差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不断创新。在发展生物药方面，中国有本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并且建立了集生物药企业、研究机构及金融所于一体的平台机制。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生物药产业的发展不断创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生物药产业的价值链仍有需要不断完善之处。事实上，中国是在1986年将生物技术确定为支柱产业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内，通过不断引进先进生物技术及与跨国公司合作等，中国在2006年已经通过自主创新建立了本国的生物工业技术（Hwan Wang，Jenn，Chen，et al，2012）。总体而言，中国通过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在生物药领域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就。如今，中国更是充分借助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结合“三省一市”的资源互补，高效高质发展长三角地区的生物药产业。与此同时，国际化带来的挑战也是中国发展生物药产业的“难题”。中国的生物药企业仍需不断创新，不断转型升级，尽可能减少对跨国企业的依赖，发展好本国自身的生物创新实力。

总体而言，生物药这一细分医药产业虽然比化学药发展较迟，但其前景是良好的。从全球生物药的发展来看，生物药产业逐年上涨的数值都充分证明了其发展的潜能。但与此同时，生物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从各国生物药产业的发展来看，我们可发现其有两大显著特点。第一，全球生物药企业趋向于集群化。集群化具体表现为生物药企业多聚集在研究型大学的周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与大学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推动生物药企业的技术研发。并且，集群化在欧美国家表现尤为显著。在中国，集群化也在不断发展。近几年随着各类地区一体化策略的出台，不管是生物药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医药企业都会选择集群的模式，以整合各有资源，形成聚合效应。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各生物药企业在长三角地区的集群便是典型例子。第二，全球生物药企业都在转型升级，以促进生物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欧美国家从生物仿制药和新药入手，尽可能降低生物药生产与研发的成本，获得长期效益。韩国则是从发展生物药龙头企业转变为促进生物药领域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以聚集各大财阀的融资，为企业的技术突破助力。中国则是充分借助大数据的优势，对生物药进行筛选与分类，减少生物新药研发过程的时间成本。并且中国还打造了集企业、研究机构及学校于一体化的平台机制，进一步促进生物药在中国的转型与升级。总而言之，生物药作为一个还未完全成熟的领域，各个国家在探索该领域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着很多挑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唯一可确定的就是各个国家只要对生物药领域进行持续探索，该领域对全球健康事业的贡献就会增加。欧美国家因其技术的优势在该领域的探索相对其他国家会较早且较快，因此，这些“暂时领先的国家”可以对其探索结果及经验进行共享，以加快其他国家对生物药领域的探索进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凭借着不断努力与创新在该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接下来的探索进程中需要不断增强创新转型的思维，通过聚集等模式来集中研发、人才、资金等资源，为发展生物药产业助力。事实上，当今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给很多曾经的“不可能”带来了可能性。全球各国携手合作、优势互补，是可以尽快完善生物药这一医药行业的细分领域的。各个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也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中国不断突破生物技术，努力追赶在该领域较为先进的国家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也和全球共享着这些成果，其疫情期间的表现便足以证明。其他国家也不断促进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作，充分共享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