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流派的地域特征

我国地域广阔，纵横几千里，长三角地区地形多变、风俗各异，由于古代交通的不便利及信息的闭塞，形成了局部地域文化、经济的各异，地域因素一直影响着中医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地域特色明显，加之地理气候的差异，人之禀赋的不同及行为生活方式的不一，所发疾病的差别也较为悬殊，从而造就了不同医学流派的个性。所以，学术思想、流派传承和地域文化是地域中医流派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几大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就会出现各具特色的医学派别，如孟河医派、吴门医派、钱塘学派、丹溪学派、绍派伤寒、永嘉医派、新安医学及海派中医等。

1.苏派中医

江苏历来文化悠久、经济发达、资源丰富，其中医药文化植根于这片富庶的土地，国医大师朱大春将江苏的中医及其文化源流称为“苏派中医”。“苏派中医”名人云集、文化荟萃，是中国医学中璀璨的明珠。据史料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一千年，江苏名医有4000余人之多，著作3000多部，留存于世的还有1000余部，这些医家的思想理论和著作对研究中医的传承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秦以前，江苏的中医文化与道家文化密不可分，两者基本融为一体。三国时期的葛玄著有《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精于炼丹术。东晋的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抱朴子》，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晋末刘涓子著《刘涓子鬼遗方》，精通外科方术。南朝徐之才撰有《药对》《小儿方》《雷公药对》等，为徐氏世医之家的代表人物。南北朝梁代陶弘景著有《陶氏效验方》《药总诀》等，精通本草。隋唐时期，江苏的医家和中医学术较少，唐朝的周广被唐玄宗特召为御医，是苏州历史上第一位御医。宋元时期，江苏中医逐渐增多，北宋针灸学家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精通针灸学，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宋代许叔微著有《普济本事方》，收方三百余首；元代名医葛乾孙医术著有《十药神书》，与浙江名医朱丹溪齐名，名重南北；淮安名医潘思诚，其后人有多人在太医院供职，著名的山阳医派从此发端。明代江苏中医更为发达，温补派的鼻祖薛己，王肯堂著有《六科证治准绳》，陈实功著有《外科正宗》，希雍撰著有《神农本草经疏》，吴又可著的《温疫论》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费伯雄开创孟河费家医派。清代是江苏医学流派形成和兴盛的时期，温病学说开始形成并发展，吴门医派、孟河医派、山阳医派形成规模。民国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国医大师和国家级名老中医。苏派中医拥有悠久的中医文化史、众多的中医名家和著作，为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吴门医派

吴门医派是以地域为主导的中医流派。春秋战国时期，浙北、徽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吴地，也就是历史著名的吴国所在地。但吴门医派形成时期在明清两代，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域划分来看，是以吴县为中心的苏州府管辖的州县，大致跟现在的苏州地区差不多。元末明初时期，江苏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非常繁荣，中医名家众多，中医学术发达，这为吴门医派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根据吴门医派的学说成就分析，主要有以葛可久为代表的杂病流派，以柯琴等为代表的伤寒学派，以吴又可、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以薛己为代表的外科学派。

吴门医派的倡导者是戴思恭。戴思恭，浙江诸暨人，出生于医学世家，从小随父学医，后随朱丹溪学习医术，悬壶行医至吴地，并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于吴地中医王宾，王宾再传于盛寅。同时代有另一位苏州名医葛应雷，他继承并传播了北方刘完素、张从正的学说，开创了吴门医派。至清代，以吴又可、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兴盛，标志着吴门医派基本形成。温病学说是吴门医派最实质性的内涵，是吴门医派对中医学的突出贡献。清代名医唐大烈汇编《吴医汇讲》十一卷，真正使“吴医”的名称盛行于世。吴门医派有着“名家多、著作多、流派多、温病学说的发源地”等特点，影响之深远，是中医流派中主要的流派之一。

苏州市为进一步推进吴门医派的传承与发展，成立了吴门医派研究院，这是专门研究吴门医派的经典理论学说、方法经验的一个机构，并依托苏州市中医院，将科研、学术、临床相结合，全面推动吴门医派学术的继承和创新。

（2）孟河医派

古时的“孟河”相当于今江苏常州一带，此地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历史上出现了诸多较有影响的中医大家，如晋代葛洪、南朝陶弘景、北宋许叔微、明代王肯堂，这四位医家医理丰富、方药经典，常年在孟河一带行医济世，他们的学术思想被后人继承和发扬，特别是王肯堂内外妇儿皆擅长，开创了孟河医派各科皆长的特点，代表了孟河医派的萌芽时期。明末清初，孟河一带漕运发达、民生富庶，各家学说、文化流派纷纷登台亮相。以胡慎柔、顾元交、法徵麟、法公麟等中医名家为代表的中医文化也渐渐昌盛，这些医家的学术基本形成了孟河医派的核心思想，孟河医派从此形成。孟河医学经千年积淀，名家辈出，在清末民初到了鼎盛时期，最为有名的是以费、马、丁、巢氏四家为代表的“孟河四大家”。民国时期，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孟河学派提倡中西汇通，创办学校，依托中医院校，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以后，孟河医学更得到了长足发展。

“孟河四大家”均是地道孟河人氏，传承上脉络清晰，学术思想特色鲜明。如费氏医家费伯雄，精通经典，通晓河间、东垣、丹溪之学说，博采众长，善治疑难杂症，名噪大江南北。马氏医家马文植精通内、外、喉三科，尤其擅长外科，推崇“全生派”，著有《外科传薪集》，以其医术高明而闻名于京师。清末名医马伯藩，当代名医马书坤、马嘉生、马笃卿均为马氏嫡系传人。丁氏医家丁泽周，又称丁甘仁，曾师从马文植，勤学深研，通晓各科，其融会“伤寒”“温病”两大学说，并创办全国首家中医专门学校。马氏还有外族弟子巢渭芳，以巢渭芳为代表的孟河巢氏医家在当地颇具声望。

孟河医派名医云集，著书宏富，融汇中西，传承有序。孟河医派以家传、联姻、师承等模式，使得学派文化既有传承，又有发挥。孟河医派最早依托专门学校，提倡中西汇通，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还将孟河医派文化逐步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3）山阳医派

古时的“山阳”相当于今江苏淮安一带，故山阳医派又称淮医学派，山阳医学历史悠久、名医云集。明清时期是山阳医派的鼎盛时期，当时一些闻名全国的医家都曾行医济世、著书立说于此，如山西名医傅青主、苏州名医徐大椿、山东名医黄元御等。当然，山阳医派的核心内涵且影响最大的就是清末温病学家吴鞠通及其所著《温病条辨》。吴鞠通医术高明，创建了温病理法方药的完整体系。《温病条辨》以三焦辨证为主线，参合仲景“伤寒”之六经辨证、河间之温热病机、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之“瘟疫论”等诸家学说之精华，继承和创新了温病学理论。山阳医派以吴鞠通为宗师，治温病为其特色，后继者多有传承并创新。此后，山阳名医李厚坤及其所撰《温病赋》和韩达哉及其所撰《医学摘瑜》，继承了吴鞠通及其温病学的学术思想，由此大大推广了山阳医派的学术文化。自此以后淮安名医辈出，清末“淮扬九仙”之一刘金方善治温病、妇科病及伤寒杂症，民国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张治平擅治温病。山阳还走出去了许多中医名家、专家学者，继承、发扬山阳医派。

（4）龙砂医派

古时的“龙砂”相当于今之江苏省江阴华士镇，在清乾隆至嘉庆年间，龙砂出现了一批有名望的医家，主要是戚云门、王钟岳、贡一帆、孙御千、戚金泉、叶德培、姜学山、姜恒斋等八家，他们精研的方向主要是伤寒和温病，既带有吴门医派的色彩，又有自己的特色。清人姜成之收集他们的医案并编成《龙砂八家医案》，全书以杂病及时症医案为主，记载了他们很多用药平和却出奇制胜的案例，反映了当时龙砂医派诊治疾病的理法方药思想和用药特点，即“用药平和”之显奇效，对当地后人治病用药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比起古时其他医案或者著作，全书约3.5万字，记载案例和篇幅均不足，也给了继承者们非常大的空间去思考和挖掘龙砂医派的精髓。

2.新安医学

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更替，“新安”没有确切的行政地理位置，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新安文化、新安医学等，从新安江流经的区域来看，应该与其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隋朝设立新安郡，明朝时改为徽州府，但在地理上已经有一定差别，大致包括今安徽徽州歙县、休宁、祁门，以及浙江淳安、江西婺源等地区。该地区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崇山峻岭，平原较少，植被丰富，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家族文化特征较为明显。战乱时期迁入的外来人口较多。当地人为改善生活水平，外出经商是这一地区的传统，到了明朝中期，徽商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和物质基础。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中草药资源丰富、商业经济发达和“新安理学”的人文环境，促进了新安医学的传承与发展。新安医学是新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安医学是指在新安地区包括部分长期居住在外地的新安医家，共同创造的医学成就，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定的地域性医学文化。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一位新安医家为东晋的羊欣。据传，羊欣是山东人，曾出任过新安太守，喜好书法，隶书造诣很深，擅长医药，撰有《药方》十卷。由于新安医学是从北宋时期开始见于文献记载的，因而所谓的新安医学也指从北宋兴起时期开始定义的中医学派。唐宋以来，新安地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到了南宋，政治中心南移，新安医学更是名医辈出、著作宏富、流派纷呈。到明清时期，医学学术思想全面发展，新安医学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例如，南宋张杲所著《医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明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民间医学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开展讲学和学术探讨交流；江瑾所著的《名医类案》是中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吴昆所著的《医方考》是中国第一部注释医方的著作；方有执所著的《伤寒论条辨》，重新整理编订《伤寒论》，开创了伤寒学错简重订派，从而把伤寒学派推向了伤寒学史上的兴盛期。到了清代，郑梅涧所著的《重楼玉钥》是中国第一部喉科专著；汪昂非常专注中医学理论基础的科普研究，所著的《医方集解》《本革备要》《汤头歌诀》等，至今仍是各大中医药院校中医学的入门教材。新安医学是地域性特点鲜明的综合性学术流派，名家、医著众多，学术流派纷呈，是中国医学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学术思想上，公认的新安医学学派有汪机创立的“固本培元派”、以郑梅涧为代表的“养阴清润派”、方有执开创的“错简重订派”“时方轻灵派”“理脾阴派”。新安医家以儒医群体和世医家族为主要特征，从宋代张挥、张彦仁为代表的“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开始，新安医学代代流传，到现在有着“一门七教授、兄弟三博后”美称的传奇医学世家，又如歙县蜀口曹氏外科，江西武当程氏伤科（程定远安徽省休宁县人），歙县黄氏妇科世家，歙县郑村“南园、西园喉科”，“新安王氏医学世家”等。新安医学以这种特定的医学群体和传承模式，使得医业代传不衰，流芳后世。(www.xing528.com)

3.浙派中医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医药大省，无论是特色、历史，还是贡献、赓续，直到现当代的创新发展，都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浙江中医流派众多，源远流长，陈无铎在温州创立了浙江最早的医学流派——永嘉医派，元代朱丹溪创立了以“养阴学说”为宗旨的丹溪学派，萌芽于明代的有绍派伤寒，张志聪在杭州（侣山堂，如图3-1所示）创立了钱塘医派等，还有针灸学派、本草学派、嘉兴的秀水医派、浙南的利济医派、衢州雷氏医学等。由于浙江中医流派众多，没有统一称谓，为进一步加强省内外中医学派之间的交流学习，2017年始将上述医派统称为浙派中医。统一名称后的浙派中医，将浙江各地区、各家学术观点有机凝结在一起，为浙江中医代言。浙派中医学术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极大丰富了中医药的文化内涵，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

图3-1　杭州“侣山堂”旧址^[3]

（1）永嘉医派

永嘉医派，崇尚“易简”，是南宋时期在温州永嘉地区形成的一个医学流派，以陈无铎所著《三因方》为代表。主要学术著作还有王硕的《易简方》、孙志宁的《增修易简方》、施发的《续易简方论》、卢祖常的《易简方纠谬》等。永嘉医派的活动时间（1174—1274）正好是北方刘完素、张子和、张元素、李东垣等医学大家学术活动进入高潮的时期。陈无铎的《三因方》继承了张仲景的“三因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创新，强调“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种不同的致病原因，并以此来指导临床。他提出“七情致病”的观点，重视七情对疾病的内在影响；诊治时注重脉相，从临床表现入手，结合发病原因来诊断疾病，方药简单精要，对中医学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永嘉医派受当时主流医学《局方》之学的影响很深，追求易简。王硕继承陈无铎的思想，编成《易简方》，很多学术思想和方药来源于《局方》。丹溪之学受承于河间，所创《局方发挥》与《局方》互不相让，又以《格致余论》多篇批判《易简方》。然而永嘉医派从气机着眼认识痰、郁诸证的病因病机，对丹溪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当然丹溪对“痰”证、“郁”证的创造成就就更大了。当时虽因国家分裂，南北隔绝，学术上缺乏交流，但从永嘉医派的学术成就来看，影响之深远，也足以与河间、易水学派相提并论。

（2）丹溪学派

丹溪学派的创始人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他以养阴为宗旨，主张滋阴降火，提出“相火论”“阳有余而阴不足论”等理论。后人也称其为“养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传世名著。

朱丹溪为浙江名医罗知悌的嫡传弟子，继承了刘河间、张从正、李杲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挥创新，针对寒凉派刘河间的“火热论”用药过于寒凉、攻下派张子和的“攻邪论”不注重保护阴液、易水学派李杲的“脾胃论”用药太过辛散等治法的不足，以及当时盛行的《局方》香燥、温补之品的弊害，提出“滋阴泻火法”以治阴虚火旺之证，并创立“滋阴学说”。朱丹溪学术思想还善于从气、血、痰、郁四方面论治，擅长治疗杂证，后人称之为“四伤学说”。朱丹溪丹溪学派弟子众多，吴门医派戴思恭著有《证治要诀》，完整地继承了丹溪的学术思想，强调“火”对人体的影响，注重养阴，还从“气、湿、血、痰、热、食”六郁进行阐述，反对辛散、温补之品。江苏名医王履继承了朱丹溪对《内经》的研究。其他代表人物有赵道震、楼英、王纶、汪机、薛己、孙一奎等。该学派著作丰富，对明清时期的中医学影响深远，后世诸多医派都与之有关。

（3）绍派伤寒

绍派伤寒的学术理论萌芽于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伤寒典》，到了清代，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病学派，提出外感热病由温邪所致，并创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对此前的外感伤寒学说进行了反向补充，同时也产生了伤寒派与温病派长时间争执的局面。此间，绍兴名医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一书奠定了绍派伤寒的学术体系，高学山、任沨波、何秀山、何廉臣、赵晴初、裘吉生、曹炳章、徐荣斋等医家从不同角度对绍派伤寒的理论进行了增订。如何廉臣所著《重订广温热论》《感证宝筏》，并对《通俗伤寒论》进行逐条勘正；曹炳章增订《通俗伤寒论》的中下卷，完善了何廉臣的未尽之作，并编写了《历代伤寒书目考》；徐荣斋也写了《重订通俗伤寒论》等。该学派在理论上提出以六经来统摄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创导“寒温一统” 论。同时根据绍兴地区多湿，提出本地区温热多挟湿的致病特点。诊断上注重望目、腹诊，首创六经主脉舌法，辨舌苔划分六经；治疗上重视治养并重，强调用药轻灵，祛邪透达，专设瘥后调理法。该学派300多年来，不断发展与创新，名家云集，医著众多，学术理论既有别于一般伤寒学派，又异于吴门温病学派，地方特色鲜明，大大提高了浙派医家的声誉，丰富了“浙派中医”的内涵，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4）钱塘医派

古时的钱塘，相当于今浙江杭州一带。钱塘医派，以“尊经崇古” 为宗旨，明清两代在浙江钱塘形成，学术思想源于医家卢复、卢之颐。张卿子为钱塘学派的开山人物，张志聪、张锡驹师兄弟为集大成者，他们将钱塘医学的模式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高世栻、仲学辂、陈念祖为其重要的传承代表。该学派开创中医教育讲学模式之先河，以设在吴山脚下的“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经与诊疗活动于一体，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重视研究古代医学经典，特别是对《内经》《伤寒》等经典的研究注解，他们维护《伤寒》的原经编次，观点鲜明，与“错简重订派”形成对立，代表作有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在本草的研究方面也很有造诣，作品有卢复的《本草纲目博议》、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渴》、高世栻的《本草崇原》等。钱塘医派前后延续200余年，以讲堂形式，对具有一定医学背景的中医药人才进行传道授业，很多学术思想都是经过师生之间反复研讨、争论而形成的，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医药医学人才。

4.海派中医

近代上海，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人口密集，上海已经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租界”的设立，加快推动了上海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被称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大量西方思想、文明、科技的冲击，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特别是上海开埠后，各种传染病肆虐，城市环境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疾病；西方医学的涌入并逐渐占领市场，对中医药产生巨大冲击，加上大量埠外的医生移居上海，这些都给中医带来了挑战，使得各家流派不得不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新的思考。海派中医虽然早在元明时就已经萌芽，但是成型是在近代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海派中医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吴越文化和本地文化的特色，同时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影响，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海派中医“兼容、开放、创新、和谐”的精神面貌，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派中医在维护和促进上海人民的健康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来源多元、受西方医学冲击、受城市环境改变的影响这三方面是其特点。海派中医自古以来名医云集，如著有《医宗必读》和《内经知要》的明朝医学名家李中梓，著有《伤寒探微》的明代名医刘道深，以及徐子瞻、沈元裕、吴中秀、李用粹、陈莲舫、费绳甫、丁甘仁、余听鸿、祝味菊、顾渭川等中医名家。海派中医的流派分支大多以家系传承为主，许多流派的传承源远流长。比如李中梓家族四世家传，被后世称为“李仕才学派”；青浦何氏世医，自南宋流传至今已800多年，其中20多位名医在元明时期被召为御医；龙华张氏内科一脉，从明末张元鼎创派始，传承十四世，迄今已400多年；创始于清代乾隆时期的蔡氏妇科，迄今传承七世，历时200多年。但大多数流派是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比如从江苏孟河来沪的费氏内科、巢氏内科、丁氏内科，以新安医学传人王仲奇为代表的王氏内科，以吴涵秋为代表的浙北范文虎伤寒医派；浦东的顾氏外科、浙东的夏氏外科、南通朱氏妇科；有上海本地的徐氏儿科、宁波来沪的董氏儿科、江苏武进来沪的奚氏儿科、钱氏儿科；有著名的伤科八大家，有朱氏喉科、张氏喉科；眼科则有陆家、姚家、范家等；针灸科有陆、黄、杨、方四大家；还有近代形成的中两医汇通学派。

海派中医形成至今已逾百年，历史上涌现出诸多医学流派，培养了大批的中医名家，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海派中医已经紧密融入上海城市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众多医学流派之间的碰撞、涵盖复杂疑难的疾病种类、疗效明确的诊疗特色构成了其核心竞争力，对今天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