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的黏性和务工潮的兴起

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徐勇教授曾就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在其看来，传统中国以户籍制等方式将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导致了土地的制度化“黏性”，让农民难以寻觅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3]土地的制度化“黏性”束缚了农民的自由流动，致使他们世世代代将土地视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乡一社”的确立逐步推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建立。整个公社时期，农民的生存环境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土地制度对于农民的限制依旧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社制度的松弛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并不是简单地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复归，而是重新塑造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在肯定小农经营的基础上，重新激活了农民的自主性，为农民寻求农业之外的生存方式创造了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到来也为农民“离开”土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公安县，家庭联产承包制所带来的激励效应首先显现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村民外出务工的现象还相对较少。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地农民外出务工的时间基本始于1989年。农民外出务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9—2000年之间的小规模进城务工时期，第二阶段为2000年之后的农民普遍外出务工时期。总体而言，当地农民外出务工的行为是一个随着土地制度的变迁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而不断变多的过程。

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一次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肯定。土地流转相关法律的出台对土地流转的合法性进行了确认，这有助于打消农民因不知如何解决外出务工时的农业生产问题而产生的顾虑。在此之后的1989年，公安县农民正式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不过，进城务工还仅是个别村民的行为，并没有迅速演化为务工潮。

“20世纪90年代呢，出去务工的人也不算是太多，零星的也就是几个人吧。最多的年份也就十几个。出去打工的都是农闲的时候出去干1-2个月的活，走得也不远。有去武汉的，有的就在附近县上，跑得远的有去广东的，但并不是很多。我们寿祠桥呢基本都是个体出去打工的，结伴的非常少，出去1年的几乎就没有。那个时候情况就是那样，种地还是村里大多数农民主要的赚钱方式，不种地的有，也不算多。”^[4]

从上述访谈的内容中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寿祠桥的农民进城务工的现象虽然已经开始，但仍未达到频繁的地步。实际上，当时整个公安县均未出现大规模的务工潮，农业收入依旧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在此阶段，当地农民没有选择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受到了土地制度的影响。1993年之前，国家虽然肯定了土地流转的合法性，但并没有对土地承包权转让程序和农民相关权益的保障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由于农业技术比较落后，农业生产还依赖于劳动力要素的不断投入。因此，农民并不敢轻易地将土地抛荒或者是交给他人耕种，大多数家庭的农业生产经营依旧限制着劳动力的向外流动。(www.xing528.com)

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倡在稳固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随后，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目的在于表明对土地流转的肯定，同时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探索与完善提供支撑与引导。^[5]自此之后，国家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允许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制度化的“黏性”被进一步稀释。不过，当时公安县依旧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打工潮。据公安县长河村统计显示，1998年该村共有人口2034人，外出务工者为560人，其中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仅在农闲时才外出打短工的村民。此外，1998年该村外出务工者较多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洪水的影响，不少村民种植的作物因被洪水淹没而不得不选择务工以维持家计。

2000年之后，土地制度对于劳动力要素束缚逐渐弱化，特别是2003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2000年我国加入了WTO，改革开放步伐随之加快，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跃式发展，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外出就业机会。此外，农业技术的进步逐渐解放了劳动力，促使更多中青年农民加入到了外出务工的队伍之中。因此，公安县也正式迎来了打工潮。

“这边村民外出打工的话是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比较少，2000年以后是最多的，现在基本上年轻的劳动力都出去了，留在家里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那几年出去打工就是一种潮流吧，打工的都是成群结队的，到外边去。出去打工的干啥的都有，也不再局限于哪几个行业了。村民打工开始之后，农业收入就开始下降了。”^[6]

自打工潮兴起之后，公安县的农村劳动力便将重点放在外出务工上，务工收入占比随之上升。就调查的情况来看，2000年之后农业收入虽然是一个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其比重已经开始低于务工收入。2000—2005年之间，农业收入约占一个农村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不少家庭这一占比已经开始出现低于四分之一的趋势。随着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不少农民不再认为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从而对待土地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