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扩散中的失灵现象及其影响

正如前文所提，Joseph Farrell（1985）认为由于存在惰性的对旧技术的“迷恋”，新技术扩散和普及存在困难。显然，新技术得以扩散和获利的前提是打败旧技术并占领市场，而在网路外部性充溢市场的现代经济中，次优技术占领市场却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和可能恐惧的“失灵”现象。

这种令人恐惧的“失灵”集中体现在新技术扩散的困难上，包括路径和空间等。一般的，旧有技术的先发优势，带给它大份额的市场占有，以及伴随而来的强烈的网路外部性（技术锁定、协同效应）。在这种条件下，市场规模重于市场效率（Paul A.Samuelson，1996），边际预期高于边际价格（杨小凯，1995），技术锁定优于技术创新（张铭洪，2003），失灵的出现，使得社会福利停滞，新技术扩散面临艰难启动问题。

回顾经济学史，新技术扩散的理论研究有三个方面的突破。其一，美国的熊彼特从技术创新角度给予技术扩散制度设计，围绕新技术—市场驱动做出开拓式的理论框架研究。其二，以埃弗雷特·M.罗杰斯提出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1983、1995）为标志，若干经济学家取得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M.卡曼（1998）、N.施瓦茨（1999）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研究，以探讨技术创新与市场驱动力的关系，并提出最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扩散的市场结构类型。拉坦（V.W.Latan，2000）在综合舒尔茨和诺思等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创新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福利的变动。哈格斯特朗（1953）提出新技术空间扩散理论等。其三，更为科学、实证的研究则开始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进行，如我国学者林毅夫（1999）秉承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进一步将市场规模因素引入技术变迁理论之中，论证新技术的相对收益取决于适于该技术的商品的价格和市场规模。美国耶鲁大学教授E.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速”模仿率和“量”模仿率来表述新技术扩散，进而分析和研究影响市场驱动的速度和量能的各种经济因素及其作用。(www.xing528.com)

正如现代经济学家强调市场规模对技术变迁的影响力一样，新技术扩散的研究重心已经归集到新技术的扩散速度和量能上，而量能的组成就是新技术的市场规模和结构。现代市场中，只有当某一种新技术的市场规模逐渐发展并趋向某一个数点时，这种新技术才能真正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市场结构中的“强者”。这个数点是如此重要，它决定了经济效率的变动程度，决定了市场驱动的广度和深度，实证研究中的公共经济学者也把它称为福利演化中的临界容量。但是，遗憾的是，在新技术扩散过程的研究中，代表福利增进的新技术扩散的临界容量的值究竟如何确定，一直以来，没有确切的数理证明。因此，试图构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数理模型，将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临界容量精确地求解出来，并找出市场驱动力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子对临界容量的影响方式，俨然是促进社会福利，优化政府政策，并富有革命性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