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济学都秉承报酬递减思想[2]为基础的,但在虚拟经济下,报酬递增思想却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理论家,早就知道收益递增的概念了,但他们却较少使用这种观点。追溯亚当·斯密(1776),他在«国富论»中曾经以针织工厂为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可能带来报酬递增现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在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中»也有提及报酬递增观点。但是这些仅仅是火花,没有燃烧。
主流经济学家们回避收益递增的理由大致是出于方法论和观念形态两方面的考虑。事实上,要用数学的方法对收益递增加以论证是极其困难的,它使得在经典理论中得出市场最终价格的供求机制变得扑朔迷离。从观念形态上讲,收益递增也背离了正统经济学家的普遍的思想起始点,即当其他因素均出于均衡状态时,市场的力量会自动产生可能的结果——最佳价格上的最佳产品,并且没有人会离开市场,因为在你获得利润的那一刻,其他人也会看到机遇并加入竞争。
正是因为有着巨大的观点冲突,其研究价值越大,且更吸引名家、大家介入研究。阿林杨格(1928)首先写出经典文章«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重新发现和审视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中关于报酬递增的“定理”,开创了学术界重新研究报酬递增的局面。
Arthur W.B(布莱恩·阿瑟)是旗帜鲜明的报酬递增观点坚持者,其名作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1990)«经济中的正反馈»充分体现了他坚韧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起,Arthur就运用大量的实例,阐述报酬递增机制所引发的正反馈效应,期望证明报酬递增是经济世界中的一种常态“市场运行机制”而非传统经济学所谓的“无法控制的不能分析的混乱状态”。[3]但是Arthur报酬递增率理论遭到“质疑”,质疑的声音不是来自于传统经济学家,而是源于他的关于未来的结果可能是无法预测的观点。“报酬递增率有什么意义,它和真正的经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www.xing528.com)
为求解答案,Arthur设法用严格的数学方式来分析报酬递增率。他知道如果他不用数学对他的报酬递增率做出分析,那么经济学圈子就不会承认他的理论。至今为止,他已经做了若干严密的论证,以使报酬递增观点符合行为逻辑。他和来自基辅斯哥诺霍德学院的约里·厄姆利夫(Yuri Ermoliev)以及约里·凯尼欧夫斯基(Yuri Kaniovski)(或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位概率理论家)合作,联名在苏联“控制学”(Kibernetika)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报酬递增理论数学模型一类的系列论文。之后,Arthur又在The Economic Journal杂志上发表题为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1991)的文章,Arthur在报酬递增、不变和递减三种机制条件下,对经济系统的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灵活性(flexibility)、路径依赖性(non-ergodicity)以及有效性(efficiency)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在报酬递增机制下竞争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有多种可能的竞争结果)、不灵活性(转移成本大到容易被锁定)、路径依赖性(不同的历史事件导致不同的竞争结果)、非有效性(最终的选择结果可能不是最优的)。这个理论模型得到广泛青睐。
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罗默也对报酬递增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两位是当代宏观经济学家中的“少壮激进派”。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集中讨论了报酬递增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起作用,以及对另一个经济学家的坚定信仰“国内的自由贸易总会产生最佳结果”提出挑战。而保罗·罗默则一直致力于将收益递增的概念注入他的总体经济增长理论,并强化这种新的市场驱动力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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