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预期对新旧技术选择的影响

由于新技术的高效性，市场导向结构总是倾向于首先采纳并推广新技术，特别是当企业已拥有的技术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新”了，以至当事人对“预期”的信念基本一致时，市场导向结构就无论是在技术的传播还是改进上都表现出了赶超的态势，即倾向使用新技术；但是，相对于对旧技术的“迷恋”而言，新技术的选择和普及显然存在困难。创新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从旧技术向新技术的缓慢转化，这点以英国的维多利亚晚期所表现出来的“愚蠢的短尾巴小煤车”最为突出。从最好的方面来讲，“愚蠢的短尾巴”可以作为一个古董来玩；从最坏的方面来看，它是没有创业精神的典型例证。但实际上，小煤车作为旧技术的象征，它拒绝了英国铁路运输这种新技术。这似乎被指责，但是，小煤车从整个物流系统来看，具备灵活性、低成本性，这些才是它仍然被人们留恋的原因。所以一定程度上，“小煤车是适宜技术使用的典型，并不是技术落后的象征”。[25]

新旧技术的选择从市场面上来看是存在失灵的，它不能由市场导向结构完全决定。在新旧技术的选择中，供给方和需求方存在动态的互动经济过程，特别是需求方中的消费者。当消费者在市场[26]中选择技术性产品的时候，他们的预期在购买产品或新技术组成部分的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样的，事先知道英国政府要下令禁止小煤车，则多数用户将会选择铁路运输。因此，由于存在相互依赖的技术性效用函数，消费者首先就必须预测哪个技术将会得到其他消费者的广泛使用。这就引入了新技术选择协同合作问题。

从“愚蠢的短尾巴小煤车”到现代的技术标准选择，消费者始终发现，如果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合作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么这将可能降低选择失败新技术的风险，并且能够使消费者从一个更大且持久的新技术中分享到更多的协同利益。但是，由于事实上的过高的交易成本或偏好的异质性，尽管消费者关心协调，但是众多消费者在实现协同合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可能妨碍了他们所做出决定的一致性和最优性，这可能将导致多重均衡和无效率的出现。凡勃伦（1921）、谢里顿（1930）就分别对英国的小煤车和铁路运输两种方式（技术）进行分析，并批判了小煤车的低效性。凡勃伦认为英国面临着不断增加的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压力，并认为英国之所以不再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的原因就是犯了错误，是因为没有能够采用新的技术和创新，因此经济处于停滞状态。[27](www.xing528.com)

现代经济理论则更多地运用了边际分析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Arthur（1989）提出路径依赖[28]概念，认为，之所以使用小煤车，是因为它适合当时历史既存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因为具有边际利润；尽管大煤车具有规模经济的基础，但是不符合投资资本的要求，所以不能采纳。同期，David（1985）提出“Clio”理论[29]，均是来证明技术“锁定”的客观存在条件下，新技术不能战胜旧技术，而次优技术往往占领市场，市场的低效率即使政府实施规制也难以展开。而Joseph Farrell和Garth Saloner（1985）也对从一种旧技术转换到另一种新技术的困难提出一种试探性的解释。他们构造了一个可能造成次优技术占领市场的市场失灵的假设环境，即强调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受到技术外溢性的影响。在这个假设环境中，他们描述了“过大惰性”和“过大冲力”这两种外部性：每个用户对新技术采用与否的决策因为技术外溢性的影响都对其他潜在用户带来了成本或者收益。更具体地说，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可能产生两种潜在的低效率：过大惰性和过大冲力。

这个看起来只是“试探性”的解释后来得到较多理论的证实，它反映了消费者的协同合作问题，也成为此处建模的相关理论基础。这里不妨再解释相关两个名词。所谓过大惰性是指当出现一个更新且更优越的新技术性时，消费者[30]纷纷等待别人采用这一新技术或等待别人先做出选择，从而导致自己滞留在目前的低级技术中，以至于市场低效。而过大冲力则是指消费者因为担心别人已经选择了新技术而自己陷入老技术的困境，因而竞相采用新的低级“新”技术，而这同样也会导致低效率。其中可以看出，消费者对新技术的预期显得非常重要。下文中，就对消费者的这种预期及其协调过程、可能导致的结果等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