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三的研究和思考

可以认为，Economides担任美国反托拉斯局顾问之后，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或者说，到这个时期，已有的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和创新了传统的产业和经济理论。从而在虚拟经济理论研究的战略问题上也强化了这样一种思路：虚拟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和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60]，以较好地实现虚拟经济下的内容积累、产业优化、市场效率、福利变动、公共政策等相关思想和观点的形成。

或者这样说，这期间尚有大量研究者的工作是比较盲目的，或许是由于缺乏先进的研究工具，或许是由于研究者的视野局限于单一学科，所得的研究成果在系统性、科学性方面表现较弱。例如尼葛洛庞蒂（1996）提出虚拟经济下数字化生存论，试图从信息组成角度分析虚拟经济，但是收效甚微。我国知名学者杨小凯（2000）提出“虚拟经济超边际分析”，强调消费者行为决策和行为效果的相关性研究。这些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但于政策又似乎无补。

在最新较为流行的虚拟经济理论研究中，我们惊喜地发现Robert S.Pindyck的身影。对于大多数中国经济学人来说，Pindyck的经济学教材是再熟悉不过的了。1997年，在The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杂志上，一篇题为“Mandatory Unbundling and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in Telecom Networks”的论文[61]引起了经济学者的注意。这篇文章以较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来分析和研究电信行业中，相关企业的定价策略和投资自增强效用问题。Pindyck利用1996年美国电信业的数据，来分析共享资源的网络企业的投资动机和绩效，文章对强制性（或称掠夺性）定价和政府管制进行分析。这篇文章与Nicholas Economides（1998）的题为“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and its Impact”一文一起在虚拟经济研究中引起长久的激烈的讨论。由于二文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都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行业，且分析背景都是政府管制，因而具有重要的比照性意义。至今，这两篇文章都被视为虚拟经济下关于自由市场思想和政府管制思想冲突问题研究之经典参考文献。

显然，虚拟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市场效率分析、行业垄断问题，以及政府管制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似乎也就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以Robert S.Pindyck和Nicholas Economides以及George J.Stigler等人的思想。这反映在2000年以后虚拟经济研究者在学术领域上所发布的观点。

Jeffrey Bernstein（2001）的思想就是Pindyck思想的直接延续，他在题为“Irreversible Investment，Capital Cost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Implications for Telecommunications”的文章中，继续研究Pindyck没有完成的关于电信投资的沉没成本结构及自增强机制。有趣的是，他的做法竟然得到很多学者的附合，因为这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方向保持一致。例如，Theofanis Mamuneas（2001），Bernstein（2002）以及Mamuneas（2003）不约而同地建立数理模型，以考察网络通信行业投资的特殊成本结构，最后，他们认同和发展了贝恩（1956）关于壁垒的理论观点，支持技术、资本的“进入壁垒”。当然，比这三个学者更深一步的是Philip Gayle和Dennis Weisman（2002），[62]他们以丰富详实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一旦进入某一行业，就必然产生“锁定效应”，并且在此行业中，固定成本一经投入，不易收回，显然，该行业转移成本高昂，以至于行业出现投资壁垒，反过来可以用以保证行业利润。

虽然George J.Stigler（1996）也出版关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向的专著，但是他并没有对虚拟经济下价格竞争或者标准政策等一类的事物进行详细论述。即便是William D.Nordhaus（1976），也仅仅强调规模经济可能在虚拟经济中得到充分体现，但是他也没有详细描述这种递增规律的表现。Paul R.Krugman倒是对供给曲线表示存在上的怀疑，但他只是几近夸张地认为供给曲线也可能是存在的，“在虚拟经济中，供给曲线是下滑而不是上扬的”。[63]

这些看似只是在信息产业中的研究及其研究手法被大量应用到金融市场及其研究上来。“金融的发展也就是虚拟化的进程表现”，如此结论由保罗·克罗格曼（Paul R.Krugman）提出，凸显虚拟经济研究的基础及其适用性。

和名家相比，新人的研究极具新意。虽然不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在大量现代研究工具出现之后，若干“出其不意”的新人研究成果不断涌出。看得出，新人的研究，有时候并不是按照既“典雅”又“古板”的传统研究思路进行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作为理论异端，新人独特的观点也表现得尤其鲜明。例如，Ulrich Blum，Christian Growitsch和Niels Krap就组成一个虚拟经济理论创新团体。三人在2006年联合署名，发表了论文“Broadband Investment and the Threat of Regulation：Preventing Monopoly Exploitation 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建立相关数学模型，进行博弈分析的同时，引入科学实验方法，力图创新基有市场管制的基础上关于投资决策行为的效率分析。在这个复杂的模型中，他们不仅引入政府管制要素，而且还计算福利最大化条件（即临界容量），分析特定行业投资的决策可能的博弈结果。显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非常之实证意义。

可以发现，在虚拟经济理论研究中，新人的研究手法似乎更加高明，更加数理化和系统化，这正如柏拉尼（1957）认为的那样，“他们在完成今天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主要的知识任务”。

以上回顾了虚拟经济理论的许多成果，诸如技术外溢性、自增强机制和临界容量等。这些观点虽然较多地表现为以信息为代表的广义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ics）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目前发展中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对虚拟金融研究和分析仍然非常适应。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这些大量观点的理解和陈述过程中，作者一直感动着，并惊讶着学者们那种敏锐捕捉现实的目光，那种对理论的异常准确的概括力。毫无疑问，这些文献的阅读和整理将有利于继续进行关于虚拟经济下市场效率检验、行业垄断模式、政府管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1]虽然关于第一波的说法可能并不科学，这里仅为说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影响的阶段性。

[2]中美经济协同，这种提法其实并不鲜见，参见温家宝总理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8-10-25。

[3]所谓“蝴蝶效应”，指的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将在后续的行为中对某一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

[4]图2-1中的四个图，主要供趋势比较分析时参考和使用，由于计算时间、方法和选用的债券不一致，显然c和d中的收益率水平不具直接可比性。

[5]如果把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美国经济增长时期计入的话，那么就是长达17年，即从1990年开始。

[6]美国前国务卿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参加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中，特别表达了对这两个因素的细致分析，2009-01-12。

[7]斯考克·罗夫特（2008）认为，这直接导致了美国资金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过于泛滥，而更为危险的是，它向全球发出信号。

[8]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调查局（http：//www.census.gov）。

[9]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学术界认为，网络股泡沫乃至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0]以高资金回报率为许诺，骗取投资者投资，吸引和用后来投资者的投资，来偿付前期投资者，这种行为看似有些复杂，但实际上就是投资品衍生物的最初形式，这一最终可能导致的欺骗行为形成一个政体骗局，也是“金字塔”骗局的变体，源于投机商查尔斯·庞齐的“发明”。

[11]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次贷业务发展很迅速，其绝对规模在整个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比例仍然很小。有研究表明，次级贷款的比例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在5％左右。

[12]“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最大的两家非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分别设立于1938年和1970年，属于由私人投资者控股但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特殊金融机构。

[13]有必要说明，“贷款账面价值比”，指的是贷款金额与抵押资产账面价值的比率，由于次级贷款业务风险较高，贷款一般都不会足额发放，而这一比率远高于80％足以证明金融机构在贷款风险控制上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资料不全笔数占比”指所发放的贷款中信贷资料不全的贷款占总体贷款的比例。“冒用信贷笔数占比”指将获取的信贷资金不用于信贷申请时所申请的资金用途的比例。“冒用信贷笔数占比”与“资料不全占比”有重复，即100笔次级贷款业务中有54笔是资料不全的贷款业务，而这54笔资料不全的业务中就有46笔为冒用信贷。

[14]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投资银行业20世纪70—80年代主要利润来源于证券发行与承销，90年代来源于公司兼并与收购，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则来源于大量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15]理解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这决定了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

[16]一个事件似乎可以佐证，2008年12月7日，纳斯达克前董事会主席莫道夫（Bernard Madoff）涉嫌诈骗，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17]这一问题在当年的“安然事件”中就已体现出来，然而时至今日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18]有趣的是，为了更好地证实这类产品有较好信誉，美国投资银行还特别邀请哈佛大学若干学者，对其衍生产品进行论证，强调其健康状态和市场风险可控性。

[19]目前学术界关于信用风险定价模型有三类：结构化、简化和混合模型，以Merton模型（1974）为基础构建。

[20]两家公司也在2009年先后提出破产保护。

[21]这些消息被视为“公认事实”，并表现为在若干报刊上披露。

[22]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国家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

[23]包括2009年中国两会期间，以及在各级政府关于4万亿救市资金投向讨论中，就有一些人片面认为，救市资金只能限于投向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实体经济。

[24]如Fischer，E，R.Heinkel，and J.Zechner（1989）；Leland，H（1994）；Longstaff，F.，and E.Schwartz（1995）；Anderson R.，and S.Sundaresan（1996）；Mella-Barral，P（1999）；Leland，H.，and K.Toft（1996）。这些研究都基于放宽一些不合理的假设为基础，使得模型更能贴近现实，如对违约边界的改进，考虑利率的随机变化，引入跳过程，甚至考虑衍生品破产偿债顺序、期权违约回收率等最佳策略。

[25]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对信用风险“最基础”的产品之一。

[26]以存款货币银行为主要组成。中美两国差异化较大。

[27]2009年两会期间，有学者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提议金融衍生产品发展应保持慎重态度。2014—2015年，中国证监会查处配资也是对金融衍生产品持谨慎态度的体现。(www.xing528.com)

[28]温家宝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不是虚拟经济的过错，而是监管者失职和交易商贪婪共同作用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泡沫化”。参见：温家宝应约和英国首相布朗通话，新华网，2008-10-14.

[29]对于这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和学术界一致懊悔。诺贝尔奖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2008）认为，应采取快速而激进的举措。埃里克·马斯金（2007）认为，政府应干预信贷市场。埃德蒙德·菲尔普斯（2006）认为，银行体系改革应先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04）认为，过激行为会导致不良后果。

[30]一如当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后，就全面停止了国债期货交易。

[31]事实上，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得出一个直接的分析结果：金融危机不是虚拟经济造成的，而是基于美国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及监管的缺失酿成。

[32]虽然国内很多学者，如刘骏民、成思危等认为虚拟经济就是fictitious economy，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则更为看重广义的虚拟经济概念，即virtual economy，并认为，从市场本质上，虚拟金融仅是虚拟经济的一个方面，如虚拟货币等问题早就被虚拟经济研究者关注。本书认为，广义上的虚拟经济确实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含义，不应仅限于金融意义层面。

[33]郑新立、汤敏、许善达、李杨等人认为，金融危机或许使得更多的人意识到，虚拟经济渗透实体经济，中国保增长而不是保出口，中国应向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应更多地获取国际规则制定权，应更多地研究虚拟经济下的国际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变革。参见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摘要，2008-10-19。

[34]在中国，不仅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英文版中体现，在其他一些重要会议、新闻发布和官方网站上，中国政府对虚拟经济一词的英文表达，都沿用virtual economics，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政府更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虚拟经济不仅是包括虚拟金融为基础的虚拟经济，更多的情况下，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一种经济模式。（温家宝，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2008.10.25）。显然，这种经济模式，实质内容是经济运行机制，即本书中强调的，虚拟经济下，存在异于传统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市场的特殊运行机制，

[35]本书认为，以南开大学为代表的基于电子商务和网络支持虚拟金融为基础的虚拟经济的研究成果，或许是较好见解，但其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运用过于狭窄。当然，这只是本书作者个人的意见。

[36]参见Robert Pindyck，“Mandatory Unbundling and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in Telecom Networks”，“The review of net work economics”March，2004，Vol3，Issue3.可以看出，即便是把虚拟经济看作就是信息一类产业的经济理论，其理论研究成果与信息经济的表现仍然偏离。

[37]这是美国经济统计局公布的一个官方年度报告。

[38]这里使用的虚拟一词，更多地体现为信息或数字内容而已。

[39]关于虚拟（金融）经济与以往的虚拟经济融合的态势，可以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彩带危机的评论中得到认识。参见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信息发布，新华网，2009-04。

[40]2008年5月，法兰克福和伦敦股市宣布合并，这在欧洲金融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41]例如电子商务税收政策，OECD的观点有别于美国政府。参看国税总局国际税务司译«OECD税收协定范本注释»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2。

[42]澳大利亚关于虚拟经济研究的主要组织机构是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笔者2007年访澳期间曾亲身感受Peter Dixon教授关于经典的“MONASH”模型的动态冲击效用之研究内涵。

[43]Rohlfs，Jeffrey.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t Demand for a Communications Service[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4，Vol.5，No.1：16－37.

[44]达维多法则某种意义上和技术标准争夺有点相像，重视先动优势，但它偏向管理策略研究，而经济学分析基础较为薄弱。

[45]迈克尔·斯宾塞（2001）认为，虚拟经济中有许多值得实体经济需要认真审视和可以用的东西。

[46]Katz，Michael L.，and Carl Shapiro（1994）.Systems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Effect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8，No.2：93－115.

[47]两人数十度合作，比较知名的合作成果是：①1985年合作发表论文Network Externalities，Compe-tition，and Compatibi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ly，vol.75，no.3；②1987年合作发表R&D Rivalry with Licensing or Imit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ly7，Vol77，No.3；③1997年合作出版Information Rules：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中文版即«信息规则：虚拟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大出版社1997年版。

[48]在这一思想，实质上反映一个事实，虚拟经济中的运行机制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市场基础仍然可以是和传统默契一致的。

[49]即下文中要提及的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No.2（March 1996）.

[50]Nicholas Economides.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arch3，Vol2，1996.

[51]Arthur.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The Economic Journal，99：116－131，1989.

[52]David，Paul 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332－337，1985.

[53]这似乎就是现代金融对行为金融的认定标准，如此也是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EMH）两大基石的大胆怀疑。

[54]道格拉斯·C.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主要贡献就是在路径依赖对制度影响的研究方面。参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4.

[55]Shapiro担任美国反托拉斯局顾问，限于身份，偏向支持虚拟经济下的政府反垄断管制；而Economides更加注重放松管制。后者的研究成果更多用于或体现在里根—布什政府的政策实施中。

[56]http：//www.usdoj.gov/atr/cases/ms_index.htm，美国司法部反垄断　部门提供的有关微软垄断的案例。

[57]包括著名的论文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Vo.2（March 1996）：14.

[58]Farrell，J.and G.Saloner.1985.Standardization，Compatibility and Innovation[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6：70－83.

[59]Farrell，J.and G.Saloner.1986.Installed Base and Compatibility：Innovation，Product Prean nouncement and Pred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940－955.

[60]例如，阿罗（K.J.Arrow）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罗默（P.M.Romer）知识溢出模型以及卢卡斯（R.E.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所说的知识、技术，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发展也完全适用。

[61]资料显示，文献完成有两个阶段，详见Robert S.Pindyck，Mandatory Unbundling and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in Telecom Networks[J].The United States：NBER Working Paper，w10287，2004.

[62]Efficiency Trade-Offs in the Design of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J].The review of networks economics，Vol4，1998.

[63]保罗·萨缪尔森在评判他的对手加尔布雷思的时候，就运用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