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现象与机制研究

在理解“狭义”的和“广义”的虚拟经济一词之后，可以把握这样一个原则：本书的研究或许更为注重对虚拟经济下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和研究，而在某些时刻，信息经济或许成为多数学者在追溯现代社会存在和运行着独特机制的现实基础。虽然信息经济或者数字经济并不能在某种意义上完全代表虚拟经济，但至少虚拟经济中的市场运行机制在这些领域内被大量揭示，并被广泛研究。因此，对虚拟经济现象的研究可以从信息、数字经济的研究中得到映射，以揭示出这种独特的市场机制及其运行环境的复杂性、适用性。

以美国军方主持的、被严格保密的导弹数字计划为例，这是一个极端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硬科学综合项目，它的软科学象征是超越“硅谷经济”之上的全美连续十年高达4％的经济增长率。“美国数字经济报告2003”[37]指出，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虚拟经济[38]（internet economy）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为17％，显然许多学者迷恋这个“崛起”。实际上，早些时期，托夫勒（A.Toffler，1980）就对国际市场做出敏感性思考，他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人类社会将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经济形态，他预言人类社会将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演变；至于这种发展趋势和过程，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1983）认为，“应该交给国家去寻求解决办法”；这一答案由美国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Naisbitt，1984）在“大趋势”中较为完整地给出，他同时解释了传统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区别。继而，英国福莱斯特（1986）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高技术经济”，准确地以新型经济的产业支柱群体命名这种经济。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知识经济”（the knowledge economy）的说法，到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明确定义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提出了用于对这种新型经济进行测度的指标体系和概念。继而，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发表文章提出“新经济”的概念，并指出一种新型经济已形成。1997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演说中采纳了联合国研究机构确定的“知识经济”的说法，认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形成，不妨称之为“数字经济”。而在此期间的若干时期中，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诞生和发展立场也类似地象征性地表明，基于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机制及其市场雏形已经在全球主要国家形成，并在国际上得到认可。[39]

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0）同样对虚拟经济倍加关注。由于OECD机构的特殊性，它在虚拟经济的推动中，尤为强调新型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并积极以政府名义推动各类虚拟经济及其市场发展。截至目前，OECD的虚拟经济研究仍然多数表现为机构研究成果。当然，它在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改良、传统产业链再造、金融市场欧洲统一进程促进[40]以及政府监管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实在是不逊于美国。[41]此外，作为虚拟经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澳大利亚在虚拟经济及其新兴产业研究领域也做出了不少成就，一系列的对虚拟经济产业研究所获得的阶段性研究报告一度成为理论界研究虚拟经济现象的重要参考。[42](www.xing528.com)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国虚拟经济的实践水平对理论研究施以决定性影响。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对虚拟经济一直在思考。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首次提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这一重大决策下，虚拟经济的研究出现一些重大突破。尤其是对虚拟经济的现象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较多，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决定着我国虚拟经济政策。如前文提及的刘骏民、成思危等学者和官员都有一些不错的见解和思想。

当然，在国内于虚拟经济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争鸣。由于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些学者或政府界人士，其虚拟经济理论观点主要是基于虚拟经济现象而为，且其看法和观点来源可能比较偏向某一特定行业，如仅限于对虚拟金融或者金融资本或信用等主题，因而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一般为某一特定行业的国内外比较或类似一些政策建议，难能有理论突破和创新，这与我国虚拟经济或产业的发展不甚和谐。在2008年之后，金融危机赋予虚拟经济新的含义，使得对虚拟经济理论的研究差距或应用研究缺口表现得更为明显，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政策，更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时代步伐。因此，对于虚拟经济的研究迫切需要从现象分析转为机制研究，并赋予理论穿透力，具备政策应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