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08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实质上已超越区域性金融危机范畴，并引发全球经济可能衰退的预期。虽然在被认为“第一波”的金融危机[1]冲击下，我国金融体系仍保持良好态势，但是近来一些经济事实仍然已经引起我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在持续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也会骤然面临金融危机的威胁？类似对外贸易的减少、房地产的滞胀、失业的增加是否就是金融危机的波及标的物？但或许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潜伏和缘由，或是资本投机过度的冲击（姜建清，1997，2008），或是货币政策中技术因素失衡（樊纲，2009），抑或是中美经济“协同”[2]中，美国金融危机从虚拟到实体的传导（李杨，2008.12）。显然，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于金融稳定和长期发展的决心及前景都是保持乐观的（习近平，2014），然而这些需要更为科学的市场化手段和更加微观的策略制订。
其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中美经济“协同”的前提和背景下得以保存金融经济实力，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国内金融市场还不是特别发达，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尚处在初级阶段，且存在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诸如此类的解释似乎意味着，在中国，发展相对落后的资本市场和政府高度的金融管制无意中成为对抗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手段。
显然，上述学者们的观点适用性和正确性值得商榷。且不说金融衍生品在促进市场完善程度，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方面有重要意义，单就此次次级贷款危机来看，其根源是否仅仅归结于金融衍生品这一问题就值得深入探讨。作为典型冗余证券，金融衍生品交易，特别是其投机性交易的确可能放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然而其风险源却蕴含在实体经济之中；而反过来，当这场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之后，金融衍生品也不能独善其身，交易量大幅萎缩，结构性金融产品交易受到巨大冲击，甚至连传统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都趋于停滞，实体经济崩溃对虚拟经济带来的影响由此亦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当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已经作为两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产业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区分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每个产业的贡献度是多少，受到的影响有多大。因此，本章从次贷危机的成因与传导机制入手，以此分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并就金融衍生品（或者说狭义上的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和过度发展问题进行一些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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