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在市场条件下，私有产权的交易成本最低。产权界定不明晰会导致资源利用的无效率，公共资源正是处于公共领域的那部分资源，人们利用公共资源时产生的外部性会最终转化为社会成本，并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租值逐渐消散，产生公地悲剧现象。只要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就可以大大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对于农村土地问题，在现在的一些教科书上，已经约定俗成的话语体系就是：只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了，自由交易了，就会形成大户，就会形成农场主，就会形成规模效益。由此就可以让那些失地农民进入城市，推进城市化，提高发展水平。可是，大量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土地私有制并不具有普世价值。不仅如此，很多结果对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完全是颠覆性的。先看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随处可见的贫民窟。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城市贫民窟，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后产生大量的农村无地农民。因为他们极端贫困，没有生活来源，所以自动拖家带口来到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的贫民。温铁军教授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南亚次大陆满大街都是乌泱乌泱的城市贫民，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贫民窟太矮，晚上钻进去睡觉保安全可以，但白天不能待。因为白天很闷热，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只好到街上去，结果使得年轻的女孩们，谁也不敢再穿短裙子。
据《报刊文摘》（2015年6月3日）报道，随着肉食需求量的增大，发展牲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大量农田投入种植耗水量大的饲牛作物。为了种植饲养肉牛所需的苜蓿芽，美国得克萨斯南部和墨西哥已近乎贫瘠的田地正在耗尽科罗拉多河最后一盎司水。而为让美国市民每天可以享用汉堡包，里奥-格兰德河几近断流。据估计，全球有33亿头食草牲畜，而人们对这些牲畜的过度放牧毁掉了20％的牧草地。为了追求短期的农牧业利益最大化，人们不断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开始枯竭。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和古吉拉特邦，农民为了追求土地利用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不断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枯竭，结果使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纵观许多古文明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些文明之所以从强盛走向衰落，是因为他们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很少或根本没有遵循土地的整体性规律和长远性利益，而是不断地强化土地的私人所有，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最终酿成文明的衰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玛雅文明、哈巴拉文明的衰败都是如此。从理论上看，土地私有制之所以产生上述悲剧，其主要根源在于：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偏好必然引发利益冲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诉求不同，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私地的拥有者，往往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他们在决策时将个人利益最大化，即把个人经济利益最大作为最重要的准则，在决策时往往会忽视自身决策对邻里、社会的外部性，从而造成私地悲剧。另一方面，个人在决策时往往存在短视现象，即很难关照长远利益和整治利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环境的复杂性，人们在决策时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要决策的时间点越是长远，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个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对环境做出完全准确的判断。正是由于人短视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在进行资源开发利用时陷入盲目，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形成私地悲剧现象。难怪哈耶克这位世界上最彻底的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捍卫者也不得不承认：私有财产权或契约自由的一般原则，并不能为土地的开发利用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科斯（1990）也认为：对于产权制度选择，不能僵化地或出于意识形态因素考虑，认为哪一种所有制形式是更优的。没有哪一种制度是适用所有资源特殊条件的，每一种资源都需要具体分析其生产、管理和排他成本。产权机制只有在以最低的成本达到社会目标的情况下才是最好的。因此，土地制度改革，必须根据各国自己的国情、文化和历史，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依据所谓的“普世价值”或“华盛顿共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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