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化探析

15世纪末开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逐步成为争论不休的核心话题。整个19世纪及其以前的经济学，大多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唯一力量。20世纪初期以来的经济学，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唯一性提出了质疑，开始讨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面对分配领域、外部性、公共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等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困境，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调节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进行了漫长的改进，至今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留下了无法忽视的史实与理论探索空间。西方社会中政府的角色也一直在转变，从纯粹的守夜人到全面干预私人财产权再到放松干预，又在福利国家理论兴盛之时全面介入个人生活，再到福利国家危机出现后的渐渐撤退。

就近100多年的研究经验来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并不具有恒固的边界。尤其对于财产权而言，总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停地扩大或缩小着自己的界限。对于土地权利，并不能将其只视为财产权的一种。在更本质的层面，土地权利是确保生存权的基础，远比财产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是制度在阻碍土地用途变更，还是人类文明程度和资源特性决定制度必须对土地用途变更进行限制。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是自稳定的市场机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只有一个交点，即市场的均衡态，前提条件是要求需求方是“理性人”。但这个供求曲线在现实中根本画不出来，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交点在哪儿。因此，土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被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所认识和实践案例所证实，国际总体趋势是各国政府对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干预呈强化趋势。当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会因旧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残余和一些部门与地方官员的功利性政绩意识，异化为“闲不住的手”，表现为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这也需要进行规范和限制。总体上说，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那样：你别照美国人说的做，你得看美国人怎么做。也就是说，美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美国人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对土地资源配置的机制进行了下功夫的探索，表面上土地自由市场交易背后有着很严厉的“看得见的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各州就纷纷建立了土地用途分区管制制度，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土地用途分区管制的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不仅对土地用途做出详细的限制，还对土地使用的密度和容积等做出严格的限制，其中容积限制包括对最小前院、后院、侧院、空地宽度、建筑高度、最小基地面积等做出详细的规定。由于美国人的自由市场意识比较根深蒂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经常会失效，从而使得美国的土地利用和管理付出了巨大的制度成本。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自由市场意识已经导致美国成为全球城市蔓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导致诸如纽约市的城市更新，因需要对私人产权进行高额赔付，而使得政府破产和城市更新的终结，从而导致城市环境和功能的持续退化。(www.xing528.com)

政府失灵问题由来已久，这也是私有化浪潮迭起的缘由。可是，私有化又引发了市场失灵问题。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在那些市场与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迥然不同的行业或资源，市场失灵更为严重。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基石，但一般均衡理论并没有涉及任何所有权的问题，也没有对公有制和私有制表现出任何倾向性。问题是，土地、水和电等行业，市场具有经济学所称的“自然垄断”的特征。从社会福利角度看，与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相比，政府更多地干预这类容易产生“自然垄断”资源的分配可能会产生更为可取的效果。其最大的好处是，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社会，当不可预见的事情偶然发生时，政府更容易根据社会需要做出及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