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基本特点

（一）对中国道路争论的回顾

大国的成长往往伴随着国际社会的种种议论，这主要是因为大国的成长壮大客观上会对现存的国际体系产生直接乃至深远的影响（胡键，2007）。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将近10年开始，国际上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和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崩溃论”，再到雷默的“北京共识论”（2004）、伯格斯滕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1]（2008），以及马丁的“中国统治论”（2009），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胡鞍钢，2012）。

1.“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

“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中国的崛起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陈岳，2005）。“中国威胁论”来自不同地区，涉及诸多领域，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海军威胁论”等，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外部阻力。早在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将“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卫灵、贾静，2009）；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宣扬中国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将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不可能养活自己，大量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极大地威胁整个世界；1997年，罗斯·芒罗（Ross H.Munro）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在其《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宣称：“中国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后，将是美国的长期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责任论”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责任论”的凸显以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为标志。在这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中，佐利克提出：“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2006年10月24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的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声称“一种更密切、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盟与中国的利益，与之而来的是增长的责任和开放的需要，这要求双方采取一致的行动”。欧盟表示，中国必须承担起与其所拥有的对世界贸易、安全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力相匹配的全球责任（严双伍、赵良英，2010）。随后，日本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中国责任”提出了各自的利益关注（吕晓莉，2009）。由此非理性、情绪化的“中国威胁论”被相对理性务实的“中国责任论”所取代。

2.“中国崩溃论”与“中国贡献论”

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2001年，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以一本刻意挑选负面事件、脱离中国实际的臆想和假设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向中国发难，一度受到西方势力朝野吹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再度抛出“中国崩溃论”（曹鹏飞，2016）。然而，无论“中国崩溃论”的杂音还要持续多久，中国的改革依然还在延续，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创新仍旧进行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时任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提出了“中国贡献论”，阐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对亚洲和世界不会构成威胁，相反给世界提供了潜在和实在的大市场。同时，新加坡著名经济学家、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正式倡导“中国贡献论”。他指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而言是机遇与贡献，并且列出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主要方面：中国产品物美价廉，让全世界民众受益；中国产品有助于减少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率；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助于降低世界资本市场利率；等等。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法国总统萨科齐也称，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陶文昭，2010）。随着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的开放与成熟，中国的贡献逐步被外界所认识。

（二）中国道路的基础性特征(www.xing528.com)

对中国道路前景的探讨成为国际学术的热点和争论点，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也存在挑战。面对争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才是最好的回应。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2]。1987年，邓小平作为中国道路的倡导者，再次强调提出“三不”：“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4]但对于何谓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宏大的命题，当下还需要更深入、更持续、更科学的探索。就课题组的理解而言，以下三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基础特征。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陈晋，2013）。从1949年至今，60多年来，在意识形态的浅层，在国家工作重心和目标上，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等方面，中国上演过数次的“变脸”，然而中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底色”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玛雅，2013）。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做了一个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翻了1倍，那么在当今中国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以翻7倍（张维为，2010）。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崛起的历程中，无论外界的声音如何，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论，走既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化道路。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社会主义的总体价值导向；第二，处于制造业时代的中国坚持生产资料共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三，中国不信奉资本的利益和效率至上，利用市场却不迷信市场，为大众利益积极调控市场；第四，中国立足本国经验，实事求是，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强调伦理和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强调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暗合“博爱”思想的社会主义，此种社会主义既非“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也接受市场和资本的作用（潘维，2016）。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中提出“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他说：“我不相信政治改革必须走西方的模式，它必须是中国自己的设想。”雷默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依靠传统的模式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而需要新的观念和新的机制（张小平，2017）。

2.坚持持续的制度创新发展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制度规定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制度规定相结合的自信（田克勤、张泽强，2013）。所谓制度创新，是中国学习了市场经济，创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结合和利用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两种优势，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顺应世界潮流，主动应对国内外挑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胡鞍钢，2016）。“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加之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和建设能力，围绕“民生和发展”，中国完全可能构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新型话语（祝东力，2016）。之前，现代化话语是西方先进、我们落后，所以要接轨，但是走到今天，中国发现西方国家也出了问题，难以为继，而中国在不断发展，这种进步体现了中国道路和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是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节的结果，中国过去30年最大的成功就是持续创新和适应变化（王湘穗，2016）。

3.坚持对社会诉求的强回应性

制度通过体制表现，中国的体制有四个优势：一是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能够做出决策，尽管权力的高度集中可能会产生问题，其优势是减少了太多“有否决权的玩家（veto player）”掣肘的局面，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做出决策；二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即遇到问题时，不是抽象地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体制有回应社会需求和要求的动力；三是中国的体制允许多样化，即允许各地试着去解决各自的问题，即各地的实践；四是中国的体制有比较强的回应性（responsive），每当大量问题出现，大众呼吁某些政策领域发生变化时，国家就会考虑并实践解决问题，如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等（王绍光，2016）。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道尔指出，“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的偏好的持续回应性”（胡鞍钢、杨竺松，2014），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显得更为重要。体制作为铜板的两面，也存在问题，但中国地少人多，社会复杂，无法单一地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何况中国的体制一直在符合国情民情的基础上进行着改革，其优势仍表现出很强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