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自信，稳定双层经营体制

自“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型至今，历届三中全会《决定》反复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注释专栏4）；这一政策主张还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固定下来。

注释专栏4

历届三中全会《决定》“长期稳定双层经营体制”的主要表述[14]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1993）：“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度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

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1998）：“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求稳定并不断完善……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www.xing528.com)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2008）：“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3）：“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

但在执行过程中：（1）政策解读和主导舆论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宣讲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时信誓旦旦，“坚持双层经营体制长久不变”；谈农业现代化时，舆论重点又转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以至于农民越来越担心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剥夺。（2）两种极端化舆论不断削弱或动摇“坚持双层经营体制长久不变”的信心。自改革以来，“双层经营主体”一强一弱的局面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给西方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以口实，也造成国内许多研究者对集体经济认识偏差和实际工作的弱化，催生了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两种极端化舆论：一些人把集体经济看成马列主义的产物、斯大林的发明创造、人民公社的遗产而严加讨伐；另一些人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临时性制度安排”，是“过渡形态”，现在“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是时候了”。（3）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遭遇“农业现代化”总是“直不起腰来”。许多研究者总是批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小规模分散经营阻碍现代农业发展”“走到了尽头”。很多地方把打破“小农经济”分散经营格局当成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把“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作为主要抓手，“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遭遇“农业现代化”时，理不直、气不壮。（4）忽视农民发展、农民贡献和农民诉求，导致乡村治理的信任危机和集体行动无效率，反过来制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运行。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要坚信并贯彻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全党必须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氏族公社、农村公社的集体生产生活习俗和井田制这一古老的互助合作生产、分配与应对共同需求的制度文化；新生于中国共产党早期互助合作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又经过了新中国互助组、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曲折锻打和农村改革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和完善。这一基本经营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接近中国共产党“耕地农有”政策主张的“初心”，最受农民欢迎，最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制度特色；这一基本经营制度对于30多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增长和农民稳步奔小康，乃至“对于促进整体经济快速增长、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吴茨芳、叶艳妹、吴宇哲，等，2015）。笔者研究还证实：农地规模经营有益于现代农业发展，但并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备条件，农地分散经营条件下，通过农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同样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村级集体经济贫困并非“双层经营体制”缺陷所致，集体产权制度安排差异和集体经济组织配置管理资源的能力差异，以及地方政府是否重视、支持和有效监管，才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王景新，2013）。当前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正当性、必然性毋庸置疑，必须长期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