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与民国政府的实践

（一）“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及政策主张

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建国方略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最为著名，对国、共两党的土地制度变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平均地权”首次见诸文字是1903年秋孙中山为日本东京训练班学员制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钟祥财，1997）。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孙中山将其作为同盟会纲领。同年11月创立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对三民主义做了适应潮流的新解释：“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杜虹，1998）孙中山还提出，“核定天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表达了“土地增值归公”的思想。

孙中山表达平均地权论即井田之遗意，说：“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惟有师其意而已。”（中国社科院，1981）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的“土地民有”，清初反对土地兼并的激进思想家王源的“有田者必自耕”等主张，也可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不过，二人的主张略有差异：王夫之主张民有之土地可以自耕和佃耕；王源强调“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为农，更无得为士为商为工……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钟祥财，1997）。

孙中山晚年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平均地权”思想有了重大发展。他说：“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产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他还说，“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中国社科院，1986）。可见，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包含着“平均地权”和“有田者必自耕”的双重思想内涵。(www.xing528.com)

但是“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主张并没有在当时中国各政党中形成共识。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党及政府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背叛了孙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也主张第一步实现耕地农有，第二步实现耕地国有，提出发行50年长期土地公债，将土地收买为国有，再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对土地只限于耕作和收获权等主张。

（二）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

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极力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承认中国存在农民土地问题。1933年，蒋介石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唯苦地不整理。”（王景新，2001）为了缓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日益加深的矛盾，动员农民支援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1926年10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大量左派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

“二五减租”政策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仅在中国部分省市试行，政策效用十分有限，后又因遭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最后宣布取消。1930年6月30日颁布的《土地法》关于“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收获总额之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规定也是一纸空文。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以“耕地农有”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