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强制与抑制兼并：朝代更迭中的均田限田

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了大致格局。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封建王朝以强制手段公开掠夺土地的事件也屡屡发生。典型案例有：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前219）东巡所作琅琊石刻就表达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愿望；汉武帝为了扩大官府的园池苑囿，“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西山”（陈小葵，2008），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僚、贵族纷纷效仿，加入到强占民间的行列。两宋“公田法”和清代前期“圈地令”也极为典型：北宋末年成立掠夺私人土地和掌管公田的机构“西城括田所”，立法索民田契，巧取豪夺农民土地，致“括田运动摧毁北宋王朝”；南宋贾似道打着“限田”的幌子，以国家行政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剥夺对象由最初的品官和大土地，很快转向了中小地主阶级和部分上层农民，闹得民怨沸腾；清初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兼并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达到一定数量时，王朝便也到了它的末日，在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战争中归于毁灭，一个新的王朝取而代之；王朝更换了，但土地制度并未改变，于是前朝的命运又在等待着新朝。

与“强制兼并”交替进行的是抑制兼并——均田和限田。晋代的“占田制”即按政治权势分配土地的条例，是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前提下制约贵族勋戚。北魏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它给予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将农民束缚在少量土地上，对于发展经济、增加国家税收、缓解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隋唐均田思想趋于完备，包括了农民按不同年龄授田数[6]和各级官吏的永业田职分田及其占田数。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总体来看，封建社会的均田对稳定社会和繁荣经济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这种均衡并非指全社会成员占有土地绝对平均，而是指某社会阶层中各成员占有土地相对平衡。

为解决土地兼并带来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后果，“限田”思想及政策主张在封建社会也占有重要地位。从两汉时提出限田主张，经过唐宋时期拟制兼并思想的演变，到明清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如：面对西汉豪强大量兼并土地，诸侯王的土地逾制，造成对中央集权的直接威胁，太傅贾谊提出“割地定制”的主张，即按分封等级规定相应的土地，严禁强夺超占；东汉荀悦曾提出“耕而勿有”和以“口数占田”的主张。土地占有关系中“两权”分离，是中国封建土地政策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www.xing528.com)

综上：中国封建王朝更替与稳固，总是伴随“强制兼并”与“均田和限田”的节奏律动，由此，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把土地占有关系是否均衡当成民心趋从或离散的重要条件，都认为“土地兼并必然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中国土地制度历次历史变革，政治稳定权衡总是高于经济效率权衡。这一传统思想文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