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凌：传统企业家的现代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人民日报社记者陶峰对《解读“另类”老板》一文写的专题手记）

采访这样一个老板，让我有些困惑：

他是个私营企业主，却真心诚意地善待员工——雇员们对他的人格魅力有口皆碑。

企业资产归属其个人所有，但他又更多地把经营这些资产看作是社会责任。接受采访时，他屡次说道：“我能够拥有这些资产，一要感谢组织上对我几十年的培养，二要感谢全厂上下这一千多号工人的信任。企业办不好，我对不起他们。”

在商言商，办企业当然要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可他说，钱财到了一定数量，跟个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人活一世，留太多金钱给后代，对孩子成长不好，不如留个好名声。”这话说得很是真诚。

他未必知道经济学界关于劳资关系的“资本奉献和劳务奉献说”，可他对自己与员工关系和地位的看法，又同这一最新观点存在共通之处。(www.xing528.com)

他肯定没上过哈佛大学的企业家培训班，但是，如果你问他美国总裁们经常被问及的那两个问题：“你叫得出每天打扫公司走廊的清洁工的名字吗？今天你跟几个普通员工打过招呼？”他的回答肯定也不含糊。

有学者说：企业家素质由两方面构成，其一是企业的管理技能，而更深层次上的素质则是企业家的现代商业人格精神。在陈志凌身上，我隐约地看到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具有领导、协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人格精神。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人格精神的养成并非通过什么MBA课程培训，而是更多地来自传统道德及政工干部中的一些具有活力的积极因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价值体系重新确立的过程中，在时常听见一些诸如“苯中毒民工黯然回乡”这样让人心头一沉的消息之时，陈志凌的个例就显得弥足珍贵。当然，这与陈志凌本人的成长背景有极大的关系。

有理由相信，我接触到的这个由公有制企业领导人转化而来的私营企业主，可能会成为社会经济学者们乐于研究的一个对象。它至少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即传统道德中的积极方面，与现代社会需要的企业家精神，有着许多契合之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式，并不意味着需要以道德标准的沦丧为代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道德和现代商业人格之间也并非完全可以划上等号。在我的采访资料里，那种“厂子不会不管职工，职工也要忠诚于企业”的观念，与现代企业中人力与资本根据契约频繁接触和流动的特点相对应，从根本上说并不相通；一些“一朝入厂门，就管你终身”的福利保障做法，似乎更多地与过去国有企业退休、养老办法相近，有些“企业办社会”的味道。只是，有的问题并非一家企业所能办到，比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有的问题则有待相应的制度和规章的完善，需要社会环境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从陈志凌身上，我们可以发掘说不完的话题。这也正是我们选择他为“特别报道”主角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