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纱厂当书记、厂长的经历与感受

我是1979年9月6日进纱厂的，1983年12月2日借调到原团结大队负责主持党支部工作。

1985年11月29日原乡党委D书记找我谈话，要求我立即回厂担任纱厂党支部书记。我说现在手中正有几件事要处理，一时走不开。D书记说，鉴于你近两年在团结大队的工作表现和业绩，党委会研究决定，调你回纱厂，纱厂的工作非常需要你，你把纱厂搞好了，要抵10个大队的效益。我同D书记说，党委一定要我回纱厂，我不适宜任书记，避免有些人误会，请求党委重新复议。过了两天D书记同我说，根据你的请求，我们党委非常慎重地在针织厂纺丝大楼四楼会议室又重新召开党委会，通过表决，8个党委委员一致赞成你做纱厂正书记，其余厂级干部职务一律不变。

1988年7月25日，乡党委T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兼任纱厂厂长。我说不行，我一不懂生产，二不懂经营，他说你不要谦虚了，你在团结把两个厂搞得有声有色，安排你做厂长，这是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也是区领导的意思。实在推辞不了，我只好走马上任。

我当厂长的第二天，我乡一名厂长来我办公室说：“陈志凌，我看你这个厂长做不到3个月，自己就要认怂的。”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做厂长，既然做了，不做3年不坐厂长室（当时坐在党支部办公室），不做5年不站闸西乡。

从我做厂长的第一天起，就感到非常的艰难。一是厂房简陋、部分是危房；二是设备陈旧，当时9632枚细纱机纱锭中，5000锭是某国营纺织厂1978年淘汰的，还有2500锭是某乡办农机厂生产的，故障多、效率低、难操作；三是人浮于事的现象特别严重，当时在职人员796人（大约是现在用工的5倍）；四是企业负债比较多、资金周转十分困难；五是用电紧张，我上任的第二天就停电，以后的20多年中经常避峰用电，特别是夏季，经常停电；六是极少数人对我不理解，在厂内不好好工作、在厂外到处告我的状，有人花高价打车到原区委书记家里诬告我，“人民来信”写到市里、省里、中纪委，还有人出1万元从连云港雇了两个人，要剁我一只手一只脚。后来这两个人到平潮问那人到底要教训谁，那人说：“教训我们的厂长陈志凌，他太厉害了。”这两个人说：“我们与陈厂长打过交道，他非常实在非常地道，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去教训他。”七是我们与国营、大集体纺织厂一起参与市场竞争确实是太难了。国营、大集体纺织厂人才多、技术好、设备好、资金足、关系多、国家给的优惠政策多、职工工资福利待遇也高。我们乡办纺织厂，没有一家能同他们相比，特别是他们缺少挡车工时就招我们的人，20多年中，我们厂被招走了许多年轻优秀的技术工人。

为了企业生存，在职工人有班上、退休职工有补贴拿，我们千方百计贷款，到区、市、省财政借钱，还通过区税务分局、市税务局的关系借过钱，有时实在没办法还多次向通州某信用社借钱、向其他单位借钱、向私人借钱。与此同时，想办法欠设备款、欠原料款，请客户预付货款，一心一意筹集资金搞设备改造，改建和扩建厂房，征用土地，招聘人才，培训工人，最多时我司负债11000多万元。根据上级税务部门要求，企业每年都要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有一年审计结果亏损700多万元，审计人员同我司财务负责人说：“你们老板现在压力肯定很大。”为了维持企业运转就只有增加贷款、增加融资、增加欠款、多收预付货款，用时间换空间，巧渡难关。不懂的人只说厂里有钱买土地、买设备、建厂房，内行的人就懂得个中情况。时任某国营纺织集团的董事长曾问我，搞技改的钱是怎么筹集的？她认为我们经营利润不可能有这么多。我如实告诉她是怎么想办法筹集资金的。她非常贴心地对我说：“陈总，你步子不能这么大，一旦市场不好，资金链一断，你是无法收场的。”我与她说，企业的富余人员比较多，固定成本比较高，如果不扩大生产规模，富余人员无法安排，企业很难维持下去。过去还有几位被调走的乡领导经常说我在“走钢丝”。我邻居的孩子现在碰到我总会说：“叔叔，我们小时候经常发现你下班回来就坐在沙发上思考，晚上我们做作业再迟总会看到你房间里灯还亮着。”当时我白天只能做正常工作，只有下班后考虑事情、书写解决有关重大问题的方案。那时我经常用歌词“才见波涛，又遇漩涡，风风雨雨谁能躲过？看那潮涨，看那潮落，人世间何处没有坎坷……”来勉励自己。

今天借此机会，说说我当厂长后几次要关厂的事。

第一次是1990年，国务院发文要关停1万锭以下的小棉纺厂。那时厂内管理又比较混乱，有人竟在成包间的纱袋上大便，前纺除尘室火险也发生过几次……招聘一两个技术人员到厂来很难开展工作，企业很难搞下去。我求助某国营纺织厂厂长，起初他不接待我，后来我请我奎枢表哥说情，那位厂长才同意派7人组成的技术咨询服务组进驻我厂工作2年。我厂负责发放这些人的工资，每年向该厂支付咨询费7万元。咨询组来了之后，积极配合我抓管理、抓培训、抓技改、抓改革，才使纱厂慢慢走上正常的轨道。

第二次是1993年，纺织形势不好，我厂每月干部工人工资是由乡政府根据企业完成的产值、销售、利润等指标审核批准的。由于生产任务完成不好，干部工人的收入减少了，人心开始浮动。到年底我找乡党委书记、乡长请求并表态，他们才同意给我们预发点钱，那些原来打算离厂的管理精英和生产骨干才安下心来。第二年纺织市场有了转机，这次危机总算就渡过了。(www.xing528.com)

第三次是2002年，因为乡办企业没有社保，春节后几十名挡车工要去某国营纺织厂工作，企业大部分机台面临关车停产。我找了区劳动局有关领导，他们不同意我们给工人办社保。后来我就找了区委书记，终于从2002年4月1日开始为全体职工转办了社保。在这之前退休的工人没有好参加社保，有些人到现在对我还不理解，认为我是等他们退休了，才开始给工人办社保的，其实这是冤枉我的。

第四次是2014年，纱布厂库存原料、库存产品和应收款累计超过4000万元，银行贷款越收越紧，我们只有采取降价卖产品、缩小生产规模、压缩借留用人员、增加借款、加大清收应收款力度等措施，硬是把厂撑了下来。

在这里，我还想同大家说三件事。

第一，1995年初，乡主要领导要求我们为本乡一家台湾合资企业，在交通银行贷款100万美金的合同上签字担保，先后找我谈话十几次，我坚决不同意。后乡领导责成其他厂级干部签了我的名字，盖了公章。1997年该企业还不出这笔贷款，几位主要领导又多次找我谈话，要我在该企业续贷100万美金的合同上签字担保，我冒着被免职、被调走的风险，仍然表示不同意。最后我被叫到区委常委会议室谈话。那天我着重谈了四点意见，他们觉得我讲得有道理，就不再要求我们继续担保。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市交通银行把我们纱布厂告上法庭，要求我们纱布厂承担连带责任。当时他们的贷款合同、担保合同都没有给我们，我们请了律师到交行调取，他们又不接待。于是，我找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请他们帮助我们调查交通银行和该企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以便应诉、摆脱连带责任。结果区委有个特殊规定，不允许检察院找与该企业有关系的银行任何人谈。无奈之下，我请两名检察长、区纪委副书记和我一起去区委主要领导办公室，他们与区委领导详细谈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区委领导还是不同意找交行有关人。在此情况下，我拍着桌子说：“你们不准检察院找银行相关人的规定是没有道理的，银行是帮富不帮穷的，即使我们今天继续为该企业担保了，明天效益不好的企业去银行贷款肯定还是贷不到的。再说我们纱布厂在职和退休一共有1500多人，大部分人是因家庭困难、政府照顾安排进厂的，还有一部分是集资进厂的，用他们的“血汗钱”为该企业还债是根本不应该的，如果纱布厂继续为他们担保，两年后该企业肯定还是还不出这笔钱，我们的工人会把你的办公桌从楼上扔到楼下！”最后这位区主要领导不顾上级和银行等方面的压力，对两名检察长说：“你们就把交行经办人搞搞清楚。”因为交行经办人与该企业确实有幕后交易，最后这场官司我们赢了，没有承担一分钱连带责任。原乡党委书记向原区委书记汇报这件事时，区委书记非常高兴地连声说：“陈志凌有办法。”这样才保住了纱布厂，才有了惟越的今天。

第二，1997年初，乡党委拟调我任闸西乡副乡长、分管工业，我没有去。当时我想到的是招聘来厂的那些人，应聘前他们都问过我一句话：“我来了，今后你被调走了，我怎么办？”当时我都坚定地回答过：“不可能！我一定与你干到退休。”我不能食言。如果我到乡政府工作，纱厂和十一厂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把我的想法和纱布厂内外部情况，向乡党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他认为我说得有道理，最后乡党委讨论决定让我兼任乡党委委员、乡长助理，不要求我到乡里上班，只要求我参加乡党委会、乡长办公会。

第三，1997年5月，我一位非常可靠亲密的朋友多次劝我与他搞房地产开发，我没有同意。当时我想搞房地产开发肯定能赚钱，但我绝对不能不顾厂里的工人去赚这个钱。2017年5月2日，劝我搞房地产的好朋友与我闲聊时说：“老哥啊，你以前不听我的，如果与我一起搞房地产，现在你至少有几个亿，还不要这么辛苦，我知道，现在纺织厂非常不好搞。”

以上所说的三件事，可以证明我陈志凌对工人负责的话不但说在嘴上，而且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我之所以这样做，可以说是父母教育我的结果。从我懂事起，父母就不断地对我说，为自己想的时候也要为别人想，千万不能亏待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