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担保，交行败诉，企业守护自身利益胜利

20世纪90年代，在各级政府竭力进行招商引资的热潮中，我乡某企业与台湾某公司合资注册了一家企业。

1995年，该企业请时任分管工业的M市长帮忙在交通银行贷款100万美元。交行为了规避风险，要求我乡两家较大的企业为其担保，乡党委S书记等人反复做我的工作，要我单位为其担保。我直率地同S书记说，凭该公司负责人的综合素质，根本不可能把企业搞好，再说为其担保只有风险，没有利益，一旦出了问题，我厂的工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所以绝对不能担这个保。过了一个多星期，S书记又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的办公室面谈担保的事。我跑到厂门口，想想我和S书记性格都很耿直，如我不同意担保，势必会与他发生争执，不如不去。回到办公室，我与厂党支部负责人通了个气，就出去洽谈业务了。过了一会儿，S书记和另外相关领导来到我厂，责令党支部负责人在担保合同上签上我的名字，并盖了公章。接着又去找了棉织十一厂的厂长签了字，盖了公章，就这样办好了相关担保手续。

1997年，该合资企业在交行贷的100万美元即将到期，但无法及时还贷，交行要求两家原担保企业继续为其担保。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乡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先后做了我十几次工作，我始终不同意为该企业担保。无奈之下，他们请了区领导来厂做我的工作。他们说：“如果不继续担保，你们两个厂肯定要被交行告上法庭，两个厂的账户必然要被冻结，企业就无法正常经营……”他们说了半天，我还是不同意担保。

二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乡长打电话通知我下午两点到区委常委会议室开会。那天区委书记亲自主持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某台湾合资企业继续担保的事，陈志凌你先说说。”

当时，我直言不讳地讲了四点。第一，该合资企业内部管理非常混乱，他们是搞不下去的，你们不要为他们白费劲；第二，如果我们胜利纱厂和棉织十一厂继续为其担保，两年后该合资企业百分之百还不出这笔钱，到时只有我们为其买单；第三，我听说该合资企业为了贷款100万美元，在虹桥新村买了一套住宅商品房送给交行有关负责人，如果我们继续为该合资企业担保，这一对我们极为有利的证据就会失去应有的法律效力；第四，如果这次为该合资企业再签字担保，交行肯定会把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写得滴水不漏，到那时我们肯定找不到半点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所以这次不能担保，即使交行起诉，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有力的证据来应对。区委书记听明白了个中原委，认可了我的意见。

过了一个多月，交行一纸诉状把我们胜利纱厂、棉织十一厂告到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我们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当时交行没有把这份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给我们，该企业说也没有这份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所以我们实在无法应诉。于是，我请了市平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交行提取合同，可他们不接待。

过了几天，我把为该企业担保贷款的有关情况，向时任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做了汇报。第二天上午，检察长打电话告诉我，他刚听到区委副书记说，前不久区委有个特殊决定，说关于该企业的有关问题，检察院和纪委可以找其他任何人了解，但不可以找银行的人谈。我同检察长说，我打电话约区委主要领导，请他下午两点与我一起去。(www.xing528.com)

当天下午，检察长和他的助手及区纪委副书记与我一起到了区主要领导办公室，检察长和他的助手与区主要领导详细谈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区主要领导说，不管怎样，银行的人绝对不能找，如果地方政府和银行关系搞僵了，对今后地方经济发展肯定有影响。我听后，再也无法保持镇静，拍着桌子说，银行是帮富不帮穷，即使今天我们为该企业继续签字担保了，如果明天一家效益不好的企业去交行贷款肯定还是贷不到，再说检察院如果不把交行有关负责人拿该企业一套住宅商品房的事查清楚，不从交行把该企业贷款合同和我们的担保合同要来，我们两家担保单位肯定要败诉，肯定要为该企业承担1000多万元（当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8.27，加上几年的利息）的债务。到那时，两个厂在职和需厂承担生活费及困难补助的退休工人共1500多人，突然没有了生活来源，肯定会把你的办公桌从楼上扔到楼下！

区委领导听后，思考了一会儿，不顾上级和银行方面的压力，果断地对检察长说：“那就把他（指交行有关负责人）搞搞清楚。”

时至今日，我一直非常敬佩这位区领导的容人之量和为民情怀。他不但没有计较我的态度和激烈的言辞，还支持了我的主张。

交行不服一审败诉的判决，更换了市行的行长，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还是我们大获全胜，没有承担一分钱连带责任。

时任乡党委书记向区委书记汇报这个情况时，区委书记连声称赞：“陈志凌有办法，陈志凌有办法！我从未见过贷款单位还不出钱，其担保单位能完全摆脱连带责任的。”

事后，M市长与我和乡领导在本乡某针织厂吃饭时，说我为闸西乡人民做了一桩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