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重任，担当村官责

1983年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公社党委书记和分管农业的管委会副主任来到我家，与我谈话，要求我去团结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

当时团结大队有2100多人、1900多亩土地，多种情况交织，局面颇为复杂。一是依据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团结大队有两名青年被判处死刑，两名被判无期，一名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一名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二是当年5月，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大队会计因有关问题被免职，一名副主任被调离，大队主任被处分，因而人心涣散，大队管理工作近于瘫痪；三是因公社团委书记不再临时兼任团结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急需有人主持工作，稳定大局。党委书记要求我到任后“建好干部队伍，刹住‘四风’（吃喝风、赌博风、迷信风、腐化风），迅速改变全大队的面貌”。

那时我才29岁，面对如此重担，心里十分不安。第一次，党委书记和主任在我家做工作，和我谈了5个多小时。第二次，党委书记在党委会议室找我谈了2个多小时。面对如此复杂的现状，如何完成党委交代的任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不敢贸然接受这一重担。第三次，党委书记不再找我谈话，而是找了纱厂党支部书记、厂长，要求他们做好我的思想工作，让我第二天就去团结大队报到，并将郊区区委关于我任团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批复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根本没有选择余地。

1983年12月2日下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团结大队参加党员大会。会上党委书记宣读了区委关于我任职的批复，只配备了一名即将退休的原大队革委会主任协助我的工作。村主任、经济合作社社长、村总账会计等春节过后选举产生。

走马上任后，我面对的状况比想象的还要复杂、艰难：“严打”的阴影还在；上访户多，家庭矛盾多，邻里纠纷多，困难户要补助的多，危房户要木材、砖头计划的多；团结羊毛衫厂已停产半年多；团结铸件厂用的生铁、焦炭等生产原辅材料比较紧缺……真可谓是百废待兴！面对重重困难，我只有硬着头皮分步解决。

第一步：分别召开全大队党员大会、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和社员大会，郑重宣布我的承诺——不收礼、不吃请、不搞亲疏、不以权谋私，主持正义、秉公办事、扎实工作；提出了“干部群众一条心，真做实干争先进；大队一年一个样，三年处处大变样”的口号。我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阵阵掌声，这为我在团结大队工作开了个好头。

第二步：开座谈会，走家串户，调查了解全大队11个生产小队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调查了解队办企业运营状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步：选用了一名有点工作经验的老生产队长担任大队民事调解员，及时调解村民纠纷、平息民事纷争。

第四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全力以赴抓好大队体制改革。原团结大队改为团结村，原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原社员改为村民。将原有的11个生产小队合并成5个村民小组，对被精减的12名生产队干部做了妥善安排。这样既减轻了村民负担，又加强了村民小组干部队伍的建设，为改变全村面貌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五步：依靠公社民政和村办企业的力量，帮助特困户解决基本生活方面的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

第六步：排除种种干扰，竭力抓好“分田到户”工作。田有优劣，路有远近，涉及到下雨天田间排水、稻田灌溉等问题，大多数人都希望分到离家近的肥沃又利于排水的土地。分田到户工作非常艰巨，涉及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阻力很大。有的请政府的人打招呼，有的请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打招呼，有的阻挡丈量土地，有的干扰村民会议……为打破僵局，我安排村委会、村民小组的干部认真收集、整理每家每户的想法和意见，逐一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并与其他村干部一起，本着“一碗水端平”的精神，讨论各个村民小组分田到户的方案。会议同时决定，如果哪个村民提出的分田到户方案能得到村民们一致认可的，村委会就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否则，就按照村民小组会议讨论通过、村委会确定的分田方案实施。就这样，历时4个多月，我们终于完成了全村分田工作。(www.xing528.com)

第七步：制订、学习、贯彻《村规民约》，大力开展“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发挥其正面引领作用。被评为“五好家庭”的，可以优先考虑子女参军、进厂、建房执照审批、困难补助等。这样下来村风、民风逐渐得到好转。

第八步：充分调动村办企业干部与工人的积极性，千方百计发展村办企业。

一是与村办企业负责人签订好承包协议。协议中写明产量质量、成本消耗、产品销售、经营利润等年度指标，写明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任务要求，写明个人经济收入与完成生产指标、工作任务挂钩的考核结算办法。

二是与国营大企业搞好联营。村办企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才相当缺乏、技术特别落后，要发展就必须借助大企业的资源优势。我们拜会了一家地处天生港镇、当时农牧渔业部下属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历时7个多月，经过三轮谈判，两厂实现联营，正式挂牌。他们派来了厂长，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制度、产品订单和原辅材料的进货渠道，使村铸件厂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第二年产值翻了一番，利润明显增长。

三是想方设法恢复羊毛衫厂的生产。我把羊毛衫厂原有的干部工人组织起来，为通棉二厂羊毛衫车间加工生产。接着我带人到上海学习生产羊毛衫的生产技术、寻找管理人才和营销能人。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找到一位原在上海某羊毛衫厂从事工艺、技术工作的A师傅。他答应负责羊毛衫厂的工艺技术、设备维修、接单下单，但要求每月工资不少于350元、免费提供食宿、报销上海到南通来回的车旅费。当时其他村干部说，他们工作了20多年每月只拿39元，书记每月只拿42元，A师傅要价太高。我告诉他们，要价低的聘来不起作用，钱再少我们也不能聘用，关键要与A师傅签好《聘用协议》，将双方的责任权利及考核结算办法写清楚。只要A师傅真正履行好协议，一个月给350元工资还是值得的。后来A师傅来厂确实给羊毛衫厂带来很大发展，工人从原来的6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产值从原来每年的70多万元增加到300多万元，每年利润从亏损几万元变为盈利几万元。

在恢复羊毛衫厂生产的同时，村党支部对羊毛衫厂过去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时发现，西安市某车队欠羊毛衫厂35000多元，曾有两批人去西安讨债，都没有要到一分钱。原羊毛衫厂干部介绍，西安某车队的B队长，是个部队转业干部，在当地有一定的名声。我想这3万多元，相当于一个搞得好的小企业一年的利润，相当于整百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所以不管多难，我还是要想办法将这笔钱要回来。于是，1984年4月22日，我带着羊毛衫厂厂长和供销员，一起去西安找了B队长。当时他向我们诉苦：卖出去的羊毛衫，有的货款没有收回，有的请西安市某五金公司供销员C代卖，大多数没有卖掉。过了两天，B队长还是没有答应给钱，我们就去了他家。我恳切地和他说，我刚到团结村主持工作，乡党委要求我在5月1日前必须把这笔货款要回，你不给钱我们是不会回去的，从明天起我们就天天跟你跑。B队长听了这番话后感到有点压力，他说第二天早晨带我们去找五金公司供销员C。C住在周至县，离西安城约90公里，要转两次长途车，还有一个多小时的小路。我们说没问题，明天跟你去。结果，从第二天早晨开始，乘坐长途汽车，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到C家。当晚我睡在C家，听见B队长悄悄地对C说，这次来的三个人同前两次不同，这位陈书记很不一般，不给钱看来不行。最后，他们给了我们16000多元，并把没有卖掉的羊毛衫都退给我们。我们回来正逢“五一”前夕，火车票特别难买，最后排了长队才买到三张到上海的站票。我们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脚都肿了，于4月30日夜里11点多到上海。为了节省住宿费，我们每人花一角钱在十六铺码头租了草席睡到第二天早晨。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羊毛衫厂由村办企业发展成为乡办企业。

在狠抓工业经济的同时，我也花心思做村里的民生工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先后改造了两座桥梁，将部分泥路改为水泥路。新增三部拖拉机、组建运输队，每年上缴给村委会一万多元，也为村民建房运输建筑材料提供了方便。

经过村干部们两年的辛勤工作，村民思想统一、劳动热情高涨，全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