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工作中的学习与实践的介绍

1974年9月底，胜利公社团结大队党支部决定让我担任大队理论辅导员和通讯报道组组长。

我到大队，先负责全大队理论学习和通讯报道工作，后兼大队民兵、治保、民调、文秘等工作。一开始做这些工作我感觉很陌生，内心充满了困惑。我深知，要做好这些工作，不但需要及时向领导请教，自己还必须十分努力地向内行学、向书本学，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适应、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20世纪70年代，各级党组织对政治理论学习非常重视，搞好全大队政治理论学习，大队理论辅导员责无旁贷。于是我边学习边摸索边总结，力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统一。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先行一步。收集上级政工部门下发的学习材料，自己先学懂弄通，同时阅读其他有关书籍和文章。

第二，健全组织。组建大队理论学习中心组，每个生产小队都配备一名理论辅导员，制订学习制度与学习计划。

第三，联系实际。了解并掌握大队中心工作及各个生产小队的生产实际、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将学习与生产结合起来，将学习与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

第四，用心备课。根据上级布置的学习内容和大队工作实际，用心编写学习辅导讲稿，力求通俗易懂，确保学习质量。

第五，注意形式和方法，力求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一是口述与板书相结合，适时提问与举例讲解相结合，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相结合。

二是列出专题编讲稿，挑选四五名理论骨干分段、轮流宣讲，其中安排一人主讲、点评，努力使群众感兴趣、不觉得时间长（那时大队集中学习一般都是半天）。

三是用群众语言编写小故事、快板、顺口溜等，组织专场表演和宣讲。

四是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有选择地确定发言重点和发言人，审核、修改发言稿。

五是将不同时期不同的学习重点，做成标语牌竖在醒目的地方，有的直接写在农户的墙上。

六是每年评选、表彰一次学习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大队政治理论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各项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公社领导曾在三级（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大会上多次表扬我们大队，公社相关部门分批组织兄弟大队干部、理论辅导员来我们大队旁听政治学习。

公社每年对全公社10个生产大队向公社广播站、市广播电台、南通日报社等新闻媒体投稿数、录用数、获奖数进行评比。连续四年，我们大队通讯报道工作一直名列前茅。(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国家正处于“备战备荒”时期，各级党组织对民兵工作抓得比较紧，对民兵训练也抓得特别严。每年底，公社人民武装部都要组织10个生产大队民兵排长以上干部脱产集训12—15天，每个生产大队一年至少要安排7—10天组织基干民兵脱产集训。除了农忙季节和雨雪天，每个生产大队每星期都要组织武装民兵（第一预备役）晨训1—2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公社人民武装部干部对各生产大队民兵训练组织抽查。

1978年7月，郊区人民武装部举行民兵大比武，一个公社选派一个生产大队民兵营参加。比赛课目：队列、刺杀、投弹、爆破、射击、匍匐前进等。全区挑选了十几个民兵营参加比武，经过激烈角逐，我们大队民兵营荣获总分第三名。

我22岁那年，大队党支部要求我兼任大队民事调解主任。全大队有11个生产小队，2100余人。那时农村经济落后，为一点利益也会酿成大的矛盾，诸如兄弟分家、子女养老、夫妻打架、邻居界址、雨天房屋前后排水等。民调工作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有的矛盾往往一时半会调解不了。有的当事人不顾你工作忙不忙，随时随地来找你，白天找不到你，早晚在你家候着。有些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你不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他毫不知错，指出来他又矢口否认，胡搅蛮缠，甚至对你横加指责、破口大骂，常常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两年多的民事调解工作，加深了我对人、对事、对社会的认识，也使我掌握了一些预防和处理群众矛盾的方法与技巧。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队党支部派干部到生产小队蹲点是一项制度，上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下到大队团支部书记、理论辅导员都不例外。哪个小队问题多一点，大队书记就派我去。5年里我先后到9个生产小队蹲点，最使我难忘的是1974年秋到第十生产小队蹲点。这个小队有90余亩地、30余户人家、100余人口。刚开始，大队书记向我介绍：这个队中农、富裕中农比较多，小农经济思想比较严重，集体劳动时出工不出力，争执比较多。而队长是个文盲，会计与队长关系不协调。1973年，因为这个队的粮食和棉花单产低、社员收入少、群众矛盾多，综合评比，在全公社113个农业生产小队中排倒数第三位。队长因此在年底公社举办的落后生产小队队长培训班上哭过多次。大队书记吩咐我：“你这次去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生产队搞上去。”

当时我想，我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对农业生产知识知之不多。要带这个队打“翻身仗”，必须下足功夫。于是我结合本队具体实情，采取了以下五种做法。

一、自己带头劳动。我虽住在第一生产小队，但从蹲点的第一天起，我就带着劳动工具到第十生产小队劳动，坚持每天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

二、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法，了解和掌握每一个劳动力的思想动态、劳动表现、脾气性格、家庭状况及家属的工作单位和社员之间关系等相关情况。

三、调节和改善队长与会计的关系，确保工作气氛融洽，尽力用好他们的长处。

四、紧密结合生产队劳动力的思想状况和劳动表现，结合季节、农活的具体情况，切实搞好每周两个晚上的政治学习。

五、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配合队长搞好秋播和田间管理。

我去第十生产小队时，正逢“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大忙。我积极配合队长抓好水稻的收割，土地的翻整，元麦、小麦的播种，田间墒沟的开挖等工作，确保雨天田间不积水、庄稼能正常生长。春节后施肥时，队长与我说，施肥前最好在田间先用铁锹开出口子或用铁叉戳个小洞，这样施的肥才会渗透到土壤里去，不易挥发，效果才会更好。但是这要增加劳动量，劳力会更辛苦些。于是我与队长商量好，召开了小队全体社员会，把我们的想法和社员们一一说清楚，最后得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赞成和支持。这一做法，成效显著，第二年元麦、小麦的亩产量分别达到480多斤和560多斤，在全公社113个农业小队中分别排第二名、第三名，棉花也获得丰收。这一年社员的经济收入比往年大大增加，生产小队年底被公社评为先进生产队。

1976年11月底，市政府决定在狼山公社洪江大队地段、沿长江边、原江堤内约200米处围筑一条新江堤。当时由于没有工程机械，水利工程只有依赖“人海战术”。我们公社接到的任务是构筑一段长400米、底部宽12米、顶部宽8米、高10米的新堤，我大队承担其中的十分之一，要求在1977年春节前十天完成。我带了42名劳力前去（其中大多数是城市知青），分住在洪江大队第九生产小队的7户社员家中。稻草打地铺，集中食宿，统一管理。筑新堤的泥是从100多米远的地方采挖，用箩筐装，靠人抬。每只箩筐约装250斤的泥土。

12月下旬，天寒地冻，寒风吹到脸上就像针刺、刀刮，长江边的风更大更冷，遇到雨雪天则让人更加难受。尽管如此，每天我都要提前到工地带头劳动。筑堤期间，相对轻松的挖泥工要替我抬泥，我都是叫他们去帮助那些力气小的知青。晚上收工吃完晚饭，我还要到房东家看望所有参加围堤的人员，了解情况、沟通交流。那时，我们每天伙食费人均只有3角5分到4角钱，中午和晚上吃的是咸菜、豆腐、黄芽菜、卷心菜等。两个月中大家只吃过两次数量不多的猪肉。为了争夺围堤先进红旗，最后2天，我们从第一天早晨7点到工地，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多，连续干了近30个小时。最终，我大队的围堤第一个通过上级竣工验收，夺得公社围堤指挥部授予的“围堤第一名”红旗。

我在大队工作到1979年9月5日结束。这5年的工作虽然非常辛苦，每月报酬只有14元—16元，相当于当时乡办企业学徒工工资，只有兄弟大队同类人员的一半多，但是我常常安慰自己，少拿少用，把工作做好就行。回想这5年的工作，我感触良多，收获颇丰。1976年12月，党组织发展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